除了儿时依传统刺留的巨大耳洞外，我们已经很难从安东尼身上看到马赛人的痕迹。带我们外出追逐动物的时候，他会穿上马赛人独具特色的猩红色披肩（马赛人称其为shúkà），但下身通常是肥大的沙滩短裤和时髦的凉拖。多配偶制（一夫多妻制和一妻多夫制）以及割礼等诸多为现代文明所批判的传统文化习俗，依然在绝大多数马赛人部落里一丝不苟地执行着。“割礼是一个很重要的仪式，”安东尼对我们说，“整个过程不用任何麻药，非常痛，但接受割礼的男孩必须始终保持沉默，不能发出任何声音，否则就会被认为缺乏男性气概而令部落蒙羞。”而割礼完成后，男孩往往要静养3-4个月的时间，不少人因伤口感染而丧命。
“这些与现代世界格格不入的传统习俗，不会对你构成困扰吗？”我们问长期旅居于此的德国女士莫妮卡o布朗。她的回答耐人寻味：“30年前我是个嬉皮士，在大街上游行、抗议、绝食，反对苏联，反对美国，反对一切让我看不顺眼的东西。但是，来到马赛马拉，了解了马赛人的文化之后，我明白了一个道理：我这个人其实是渺小的、微不足道的。事实上，任何人都是渺小的、微不足道的。”她指了指旅馆门外无垠的金色草原，反问我们：“在上帝创造的这样伟大的地方，难道你还会对这个世界有任何怨气吗？”
莫妮卡的话让我们陷入了沉思，也开始不断对自身的“非洲经历”展开反省：我们以传媒学者和新闻记者的身份，试图忠实地记录下中国与非洲在文化交流中的遭遇和误解，但自始至终，我们自己是否做到了如莫妮卡这般的心平气和？受访非洲人的迟到和爽约，听同胞们倾诉非洲遭遇时的“同仇敌忾”的快感，包括与马赛人打交道时不可避免地带着探险家的猎奇心态……与我们的采访过程如影随形。巴别塔并不存在于任何客观、透明的空间，而存在于每一个试图了解非洲却又不愿放下种种刻板成见的“闯入者”的心里。
在一个多月的时间里，我们集中走访了非洲国家政府、大型驻非中资机构、援建工程队、旅非华人华侨，以及非洲本地和出于种种原因来到非洲工作的学者和记者同行。和我们一样，当中国和非洲这两大古老的文明刚刚开始接触时，他们都对未来满怀着憧憬。一个是经济总量居世界第二的东方大国，一个是拥有无穷可能性的富饶大陆，中国和非洲的拥抱似乎给我们提供了阐释这个世界的另一个框架。然而，经过十余年的沉淀和淘洗，无论中国人还是非洲人均无可奈何地发现，紧密的经济纽带和牢固的政治关联并未带来文化上的亲近，反而在很大程度上构成了一道难以填补的裂痕。仿佛官方越亲密，人民反而越疏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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