努尔哈赤自封“天命汗”，皇太极年号崇德。起事之初归纳的所谓“七大恨”，与其说是对明朝的刻骨仇恨宣言，不如说是发动战争的借口和鼓舞士气的“洗脑剂”。
再看内容，除杀死父祖外，其他内容包括偏袒叶赫、争地杀人等，都比较勉强，基本是在强词夺理。结构上也是夹来缠去，理据不清，缺乏根本上的说服力。
当然此时的努尔哈赤还是一派游牧打法，行文言辞不得要领，引经据典的汉式“煽情”还没掌握到收发自如。满洲虽有自己的语言，但没有文字，金朝的女真文到明中期已经逐渐失传，公文则用蒙古文或者用汉文。到万历二十七年，也就是一五九九年，努尔哈赤命人借用蒙古字母拼写满语，创制了满文，属于无圈点满文，就是通称的老满文。
到了皇太极时代，这才改进成为有圈点满文，也就是新满文。这“七大恨”书写时，老满文刚刚形成不到二十年，文义蹩脚在所难免。
早在其称汗之前，建州女真地区就有不少汉族工匠农商。
据朝鲜史学记载，在赫图阿拉城内外，上述汉族从业人员“络绎往来者”几乎占到人口一半，当地人包括努尔哈赤本人不可能不受任何影响。从智力上讲，努尔哈赤绝对是个聪明人。
但制定拉拢招降多数汉人政策的初衷，应该是借技借力为主，天命汗的目光不太可能超前到把汉文化建设放在重要位置。
既然自封为王，努尔哈赤便也逐渐具备王者情怀，至少明白利用比杀戮要实惠得多。据《清史稿·太祖本纪》记载：天命三年，也就是一六一八年，攻下抚顺后，首次发出戒杀令——“勿杀，皆抚之”。所得千余户降民，“父子兄弟夫妇俱无离散。至于六亲失散者，查给伊亲；奴仆失散者，查给本主。又予房田、牛马、衣食、牲畜、器皿等物。
”期间增设的管制，仍然沿袭了明朝制度。努尔哈赤的管理理念，至此也算有了质的飞跃。
三年后，对丹东地方非但不降、反而斩杀来使的过激做法，努尔哈赤再次采取了宽容态度。第二次招抚时表示“尔镇江居民因杀我使臣，惧我复仇，故不敢降……且辽东全境既已属我，而我犹妄行剪屠，是自残肢体以为快也。”这番说得人情人理，化解了对方害怕报复不敢妥协的心理，尤其把满汉相伤比作“自残肢体”，也算把感情牌打到了上风头。结局相当不错，只劝说当地把四五个首犯送来，于是英雄不念旧恶，其余事体一笔勾销。这次兵不血刃拿下一方，无论心理把持还是行文，较之几年前的“七大恨”，各项指标已是不可同日而语。
接下来几年间，对归顺的汉人给予了充分的信任和职位。
明朝边将第一位降后金者、抚顺游击李永芳就是个典型例子。
攻陷旅顺后，李永芳率部投降，被授三等副将，还娶了努尔哈赤的孙女。在后来的萨尔浒之战中献计“凭尔几路来，我只一路去”，努尔哈赤悉数采纳，以多胜少打败明军。
深度感受了汉人的智慧及亲和力，沈辽大捷后努尔哈赤下谕：“如斯死战获得辽东城之人，尚皆不杀而养之，各守旧业……此乃长远之利矣。”至此，珍惜生命、发展经济的理念渐趋成熟，战后千疮百孔的辽东得到了全方位发展，为后续子孙的一统天下做了个小小的“示范”。
所谓天才，就是放对了地方的人才。努尔哈赤打仗绝对是天才。自打正式向明朝宣战，明朝辽东辽西的军事重镇，大批落人后金之手。八旗铁骑一路南下，势如破竹……戎马倥偬四十四年，总共打过十二次大胜仗。古勒山之役、萨尔浒之役、叶赫之役、沈辽之役等，都足称后世经典。至于统一女真、制定满文、创建八旗、建立后金、迁都沈阳等战略性举措，无不验证着天命汗“打天下”及“治天下”的超级水准。
然而关键时刻，也就是一六二六年，六十八岁的努尔哈赤在宁远城遭遇了一个“蛮子”的顽强抵抗，兵退沈阳，不久撒手人寰，为子孙留下了未竟的大业。
关于努尔哈赤的死因，虽也流传着不同的版本，但是无论“毒疽”还是炮伤致死，都与袁崇焕刀兵相见、兵败宁远息息相关。因此，与其说努尔哈赤的死因是伤病，不如说死在战无不胜的神话被一举打破的郁闷里，而且打破神话的竟是一介汉族文官！伟大的天命汗估计至死都在费解：袁崇焕，你的身后究竟隐藏着什么难以破解的密码？同乃父一样，皇太极继任汗位后，起初也“折”在袁崇焕手里。遵化、蓟州、通州等阻截战，都让皇太极领教到了什么叫“折戟沉沙”。在女真人眼里，汉人就是这样，军事胜败不大直接形容，喜欢用些比较含蓄的词儿来概括。更可怕的是，汉人有文字、重文化，前人写下打仗经验供后人借用。
此外，前人元素还直接导致了汉人心性的复杂，这些“传承”都在袁崇焕对后金的又打又和、吊唁供粮上得到了具体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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