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于后者,所谓的深入人民群众的生活,深入火热的斗争实践,也是为了完成世界观的转变这个任务。只有和人民群众打成一片,才能站在工农兵的立场,才能用工农兵的观点、方法写出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文艺作品。
世界观与立场的转变,并不只是思想改造的问题,还包含着要从现代启蒙主义思想培养起来的文学观念和文学经验转向新型的革命写作的问题。由现代新文化运动培养起来的中国作家,绝大部分秉持着资产阶级启蒙主义理想而投身文学写作,他们理所当然地认为自己最接近启蒙主义理想,最接近自由、民主、科学,认为自己是启迪民众的思想先驱,同时也是新文学的先锋人物。现在,他们突然面临与自己过去的历史相断裂的困境,要做工农兵群众的小学生,向工农兵学习,必须清除自己头脑里的资产阶级思想残余。也就是说,他们作为革命文艺的写作者的阶级身份和文化身份都受到了根本的质疑。他们只有放弃自己的历史,放弃过去作为历史主体的姿态、身份,放弃过去的文学经验,进入工农兵的历史,才能确立新的写作起点。
在革命文艺最初的时期,毛泽东就非常敏锐地看到,重要的是完成主体的建构。只有重建革命文艺的写作主体,革命文艺的历史实践才可能展开。改造世界观,建构革命写作的主体,实际上是进行历史客观化的处理,以宏大的革命历史叙事来占据具有自我意识的写作主体。由于革命写作的主体依然要知识分子来担当,而解放区的知识分子绝大多数都经历过现代启蒙主义思想的熏陶,所以矛盾以及转换的困难由此产生。中国革命之所以得以开展,并取得胜利,没有知识分子的参与是不可想象的。同样,离开现代以来中国的启蒙主义的教育,现代知识分子的产生也同样是不可想象的。中国革命乃是现代性的启蒙主义理想发展到极致的一种表现形式。革命在起源时期,毫无疑问要借助于资产阶级启蒙理想;革命在向前推进时,则要清除启蒙主义的资产阶级思想残余。在文艺领域,则是通过清除小资产阶级思想残余来建构革命文艺的历史起源。
启蒙当然不是单纯的知识分子向民众启蒙的居高临下的文化教化过程,它也是知识分子介入民间接近民众的一种方式。五四新文化运动提倡的反帝反封建口号,以及新文化的传播都带有很强烈的文化民主倾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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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繁华
批评家的敏锐,史家的视野,鞭辟入里的文本分析,强大的理论能力,所有这些,都融汇于文学的丰盈。这部著作拥有勃兰兑斯的雄心和对中国当代文学主潮的精湛理解与阐释。如果说这部著作尚未达到《十九世纪文学主流》的高度,那也许是因为这个时代与19世纪相比过于单调和急迫的缘故吧?
——陈福民
陈晓明教授的文学史著作创意颇多,在我读到的同类著作中,他对90年代文学作品的分析,恐怕是最为精彩和令人难忘的。
——程光炜
我尤其欣赏他的文本意识,他以独具慧眼的文本解读来叩问历史,并从文本背后发现政治、文化、思想的互动关系。
——贺绍俊
以现代性作为精神引领和价值标尺,重新观照并规划了当代文学的历史脉络与知识谱系。《中国当代文学主潮》是真正有学术思想统领的、有个人史识的文学史。
——张清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