淳熙间，赵温叔丞相常力荐郭明复、刘光祖、杨辅之，谓皆省殿试前列，且云“大好士人”。寿皇宣谕云：“朝廷用人以才，安论科第？科第不过入仕一途耳。”温叔唯唯而退。越日，御制《科举论》，其略谓：“近世取士，莫若科场，及至用人，岂当拘此？诗赋、经义，学者皆能为之，又何足分轻重乎？夫科场之弊，于文格高下，但以分数取之，真幸与不幸耳。至于廷试，未尝有黜落者，尽以官赀命之，才与不才者混矣，是科场取士之弊也。夫用之弊，在乎人君择相之不审，至于怀奸私，坏纲纪，乱法度，及败而逐之，不治之事，已不胜言矣。宰相不能择人，每差一官，则日此人中高第，真佳士也，然不考其才行如何。孔圣之门，犹分四科，人才兼全者，自古为难。今则不然，以高科虚名之士，谓处之无不宜者，何尝问才之长短乎？夫监司、郡守，系民之休戚，今以资格付之，丞相虽择其一二，又未能皆得其人。及至陛对，既无过人之善，粗无凡猥之容，则又未能极精其选。国朝以来，过于忠厚，宰相而误国者，大将而覆军者，皆未尝诛戮之。虽三代得天下以仁，而启誓六卿曰：‘不用命，戮于社。’羲和废厥职，犹惩之曰：‘以干先王之诛。’况掌邦邑军师之大事乎！要在人君，必审择相，相为官择人，不失其所长，懋赏立乎前，严诛设于后，人才不出，吾不信也！朕延一二柄臣，皆能精白一心尽忠无隐，宜勉乎此，更勤夙夜，以懋庶绩，岂不休哉！”初宣示，温叔色变，上曰：“不谓卿等。”赵奏曰：“迅雷风烈，虽不为孔子，而孔子色变者，畏天怒也。”异日，上复宣谕曰：“朕所著《科举论》，或以为过，或以为是。以为过者，史浩也；以为是者，阎苍舒也。浩极长者，故不欲朕用威刑；阎苍舒趋事赴功之人也，故赞朕以为是。刘子宣《迩言》亦云：‘场屋之文，朝廷假以取士，与学优则仕异矣。士大夫以此高下人物，更相矜傲，更相景慕，亦可悲矣！”’善乎，文节公之言曰：“不为俗学所累者，可与言理道焉。”绍兴庚戌十月，倪文节公思为中书舍人，杨文节万里自大蓬除直龙图阁，将漕江东，朝论惜其去，公留录黄欲缴奏。或以语杨，杨亟作简止之。倪公答云：“贤者去国，公论以为不然，既辱宠喻，不敢复缴，却当别作商量也。”杨公即以所答简余纸复止之，云：“死无良医，幸公哀我，得并别作商量之说免之。尤荷公孙黑辞职，既而又使子为卿，子产恶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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