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年往事
一、看灯
年代似乎是隔得太远了，说给小孩子们听就好像是在说一个十分悠远的故事。面对着一双双惊异的不可理喻的目光，告诉他们，我们儿时曾经有过的莫大快乐就只不过上街看灯时，他们人人都会大笑出声，觉得你们真是老土呀。是呀，同现在这些通过旅行、通过电视、通过电脑，什么都看到过的小孩比，我们的童年真的是很土很土。在今天小孩子的心目中，街上的各类彩灯早已看熟了眼，仿佛已经不是一道风景，而是一个理所当然的存在，天天都有，时时可见。并且满街满房满树都是灯火粲然，想要不看都不行。然而，我们做小孩子时，那些璀璨的灯光却只在年节时分偶然地闪现在我们的眼边，平常却只是一个梦幻。
我家住在一个叫“刘家庙”的单位宿舍里，四周均是农民的菜地，最近的电车站离我们那里也得走二十多分钟。每逢年节，没有电视亦没有什么可玩之地，我和我的小哥哥便有一种寂寞难挨的感觉，常常吵闹，想要出门去玩。不知是哪一年，母亲终于作出决定，带我们上街看灯。
印象中头一次上街看灯时我还没有上小学，而我的小哥哥也只是一个刚进校门的小学生。母亲一手牵一个，沿着一家仓库的高墙走向大路。这是一段非常黑的小路，路边的菜地中还有两座坟包。当时的治安很好，妇女儿童走夜路从未有恐瞑感。母亲一路走一路为我们讲故事，在有星光的夜空下，那些故事被晚风吹拂得又神秘又动人。那时候楼房很少，我们要经过一所技校，一家空军医院，才能到我们看灯最重要的一站：父亲单位的科学院大楼。技校的灯只是用普通的灯泡将大门上的铁架围了一个圈，而空军医院的灯却更为简单，简单得配不上它所拥有的那座气派的大门。记得我们经常讨论：空军为什么不会把灯弄得好看一点？这样他们在天上开飞机时也可以看得清楚一点呀。讨论自然是没有结果的。而我父亲单位的科学院大楼却从来都不让我们失望。大楼其实只有四五层高，房形像一个“山”字，灰色的墙面，是远近最豪华的大楼。它的灯挂从屋顶一直垂下来，呈人字形。小灯是尖椒模样，红黄蓝绿交错置放。记得我小哥哥第一次见这灯时，便惊呼道：“啊，好多小辣椒呀。”他这一声叫喊，成为我家永远的笑柄，每次上街看灯都要被大人们翻出来笑上一通。站在科学院的大楼台阶上，我们拍起手来高唱：红灯绿灯，爹爹婆婆下农村。
汉口的江汉饭店一般来说是我们看灯的终点。而我们拐弯抹角地步行至此，已经耗去近两个钟头的时间。江汉饭店的灯串虽没有科学院大楼的气派，但它们却闪闪烁烁不断变幻着，给人以缤纷之感。我和小哥哥总是要反反复复地数着它闪烁的次数，不断为一些莫名其妙的数字欢呼，而那一刻的母亲，便满带着笑意望着我们。
看灯回到家，多已是很晚很晚，人亦累得够呛。但自从有第一次后，我们年年都盼望着这个日子。而我们看灯的队伍也年年壮大，先是我的二哥加入，后来又有邻家小孩尾随，再后来，连我父亲也兴致勃勃地跟着我们去了一次。一直到“文革”，不知从哪一年起，突然大家就没有了兴致，同时街上也突然就没有了灯。
其实现在想想在那样的夜晚，被母亲牵着手，走上很远的路，有时还顶着风，去到远处的街上看灯，真的就有一种说不出的情绪在此刻的心中涌动。只不过是一种普通的电灯而已，却给少年的我们带去了那样多的快乐，那是一种怎样简洁的生活和单纯的兴意呢？但它留在心中的韵味却是这样的绵长。只要在日历上看到那日子，仿佛想都不用想，少年时代的灯便和母亲的笑意一起在心里亮了起来。
二、我惨痛的穿衣经历
上小学的时候，我家的经济条件一直是同班同学中最好的。父亲每月有一笔不错的工资。在猪肉和鸡蛋都只需几毛钱一斤、学费只需要三块多钱的年月，那是一笔很可观的收入。尽管如此，我的哥哥们所穿的衣服，同别的家庭一样，仍然是小的拣大的不要的旧衣穿。那时候最值得小孩羡慕的人便是家中老大，因为新衣服总归他（她）们穿。
但我却比较幸运。我是家中唯一的女孩，没有姐姐穿小的衣服可拣，再加上家里经济条件不错，母亲又有闲情来打扮女孩子，于是我便总有新衣服穿。因为这个，在我的穿衣史上便也有了一些小小的“挫折”。记得小学一年级的时候，我因穿一条大花的长裤，被班上男生说是“地主婆”，气得我哭着回家大闹一场，从此与“地主婆”划清界限。那时母亲特别喜欢为我做灯芯绒外衣。南京路一带有几家裁缝店能在做好的外衣上另外缀上一朵朵的小花，搭配起来特别好看，母亲便常常到那里去定做外衣。一九六五年底，母亲又带我去定做了一件外套，质地依然是灯芯绒，颜色是粉红色的，式样有些像娃娃衫，胸前缀着一排小花，穿出去人人都说漂亮。但只几个月，便开始了“文革”。人人都说好看的衣服在那个年月里就显得特别刺眼了，一穿出门，就仿佛被无数异样的眼光注视。我大不自在，于是又对穿此衣采取反抗态度。母亲万般无奈，为了不致浪费，只好把衣服上的小花拆掉，然后拿它到洗染铺，把它染成了一件全黑色的外套。这件外套后来就被我一直穿到高中。现在想来真正是不可思议。几乎同时，母亲还为我做了一件缎面的起着蓝色暗花的丝绵短外套。记得当时我特别喜欢，但不幸的是它也遭遇了“文革”。过年间，我穿着这件棉衣去邻居家玩，邻家三哥刚从部队转业回来，纯粹为逗我开心，硬说我这件棉衣是“四旧”，无论我怎样同他辩论都没有用，直到我恼羞成怒，跑出门外，不管天有多冷，脱下这件棉外套，将它塞进了弃放在走廊上的煤筐里。急得我的父母拿我没办法。
有过这样的经历后，再加上家里成分不好，一旦穿上什么便容易招来非议的客观存在，我对自己所穿衣服是否好看有了一种无所谓的情绪。当我的个头长到与母亲差不多高的时候，就更多地去穿母亲以铁灰、深蓝或咖啡色为主的衣服。以后我参加了工作，当的却是装卸工，工作性质颇为脏累，便更是以三件工作服倒来倒去，时间一长，倒也觉得十分省事。女孩爱美和考究的天性仿佛全都被埋了起来。我家对面的一个老工程师曾经几次当人的面大声表扬我，说方方这个女孩子真朴素，从来都只看她穿工作服！
说起来现在的女孩恐怕都不相信，“文革”时我十一岁，从那以后，我几乎就没有穿过裙子，非但是我，我的同学也都是如此。不是不想穿，而是因为当时的气氛压抑了我们穿裙子的欲望。直到我大学毕业，分配到电视台工作，有一次应《长江文艺》之邀去鼓浪屿开笔会，会间逛街，才在厦门买下一条深蓝色的短裙。只是那一年我已经二十八岁了。从十一岁到二十八岁，一个女人最青春最漂亮的岁月，我却都是穿着长裤过来的。这是整整十七年毫无色彩毫无美感的日子，现在想起来，真有一种惨痛的感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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