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十年代的四季歌 迟子建 春：外祖母的灶火 外祖母说：“猫儿，你去给姥姥抱块袢子！” 我撅起嘴，磨蹭着走向院子的袢子垛。 柈子就是柴火，七十年代的大兴安岭，家家户户烧的都是桦子。鲜树不能做袢子，得是风干了的被狂风掘了根的倒木，或是虽然站立着，却已被雷电打死的枯树。将它们锯得一截截的，再用斧子劈成块，柈子就成了。袢子有松木的，也有白桦木和水冬瓜的。松木柈子大多有松油，烧起来火焰旺，金红色，散发出浓烈的松香气；白桦木袢子的火焰橘黄色，香气也有，不过非常淡，得觑着鼻子仔细闻；青皮的水冬瓜柈子，火焰倒是好看，能发出太阳般的白炽光焰，可它没香气，而且不抗烧，在炉膛趴上半小时吧，就灰飞烟灭了。所以外祖母一看家人拉回了水冬瓜，就会撇嘴，好像谁领来了一个病病怏怏的丫头，非要做她的儿媳似的。 柈子垛高高的，我矮矮的；袢子垛像头肥实的花母牛，而我则是它蹄子旁可怜的蚂蚁。我讨厌抱袢子，一不留神，袢子身上丛生的木刺，就会扎了我的胳膊或手。刺扎得浅，用针挑出来，忍个瞬间的疼痛就是了；若扎得深，难以拔出，皮肉就像是钻进了一条毒蛇，火烧火燎的，晚上连觉都别想睡安稳！ 外祖母分派我做活的时候，是一九七。年，我满六岁。那年夏天，母亲将我送到漠河乡的外祖母家。由于年幼，在父母身边时，我不做活，见天地除了吃和睡，就是淘气。可是外祖母觉得像我这般大的女孩该调教了，所以母亲一把我撂下，她就教我抱桦子，倒尿罐，抹桌子扫地，洗手绢和袜子，这些小活，她认为不可小视。 我不愿意外祖母叫我“猫儿——”，我有小名的，叫迎灯。只不过因为我四五岁的时候，在托儿所与小朋友抢苹果吃，挠伤了人家的脸，就落下个 “老猫”的外号。外祖母一叫我“猫儿——”，我就气鼓鼓的，感觉自己不是人，跟猪狗一样了。 外祖母是个小脚女人，又矮又瘦。她明净的瓜子脸，骨碌碌的黑眼睛，快五十的人了，看上去却一派少女的神情。她头发自得早，那发髻套里塞着的头发，就像一网银鱼！她喜欢白衣黑裤，不管太阳多么晒，她的肤色都是白皙的。她说话语速快，跟她干活一样利落。无论冬夏，她总是凌晨四五点钟就起来。 外祖母家的早饭从不对付，稀的干的都得有。干的永远是烤得外焦里嫩的火烧。稀的呢，秋冬时节是粥，小米粥或是玉米糊糊；春夏时节依仗着菜园的蔬菜，汤就登场了。菠菜、小白菜和西红柿，是汤的主角。汤的配角永远是香菜，外祖母把它们切成碎末，每种汤出锅时都要撒上一层，让它们像绿珠子一样在汤上滚动。除了这些，外祖母还得给外祖父准备酒肴，他一早一晚要喝酒的。酒肴是煎鱼，或是小葱拌豆腐。外祖父晚年在公社打更，晚出早归。他早晨交完班，大约五六点钟的样子。他一进家，外祖母就把酒菜摆上桌了。冬天的太阳出得晚，外祖父坐在圆桌旁喝酒的时候，还得掌灯。 等他喝完酒，我从炕上爬起来，油灯就灭了。天边是红的，外祖父的脸膛也是红的。不过外祖父脸上的红，是酒气给熏染的。太阳出来了，外祖父倒在炕上睡去了，馋嘴的我顾不得梳洗，直奔饭桌，享用剩下的酒肴。 我和外祖母睡在东屋。东屋有一铺大炕，刷着蓝油漆，光溜溜的。光溜到什么程度呢？不仅能照人，猫在上面走，往往爪下打滑，侧歪了身子。被褥整齐地摞在炕梢，用蓝方格布苫着。为什么不能放炕头呢？因为炕头挨着火墙和灶坑，它们烧得太热的时候，被褥就成了烧饼，会被烤成焦黄色。那时候的布匹和棉花凭票供应，伤了被褥的脸皮，损失可就大了。 外祖母喜欢讲鬼神故事，晚上她钻进被窝，嘴里就会蹦出妖魔鬼怪，我听了害怕，一怕就想撒尿，可尿罐搁在门口，屋子黑漆漆的，我不敢下地。 外祖母只好翻身摸出手电筒，射一束光为我壮胆。往往我撒尿后哆哆嗦嗦回到炕上，她就不说故事了，大约觉得我听怕了再去撒尿，浪费手电筒的亮儿，不划算。外祖母睡了，我却睡不着，想知道那些故事的结局，于是就用痒痒挠把她挠醒。外祖母的枕头下除了放着手电筒，还有一个用晒干的玉米棒子做成的痒痒挠。我挠醒她，问：“姥姥，后来怎么样了？”外祖母迷迷糊糊中嘟囔着：“怎么样了——”然后叹口气，说：“这么样了——”随便讲几句，给鬼神一个去处，把我打发了，复又睡去。她也不能不睡，不仅一家人的早饭等着她做，一个院子的牲畜和家禽，也会在醒来后，张着嘴朝她乞食。 漠河乡那时也就二百来户人家，几乎家家独门独院。房子大都是木刻楞的，房前屋后有广阔的菜园。由于与苏联交界，而中苏关系紧张，所以尽管从外祖母家到界河走一刻钟就到了，大人也不让我们小孩子独自到江边玩。 说是对岸高鼻子的老毛子坏，万一江上的巡逻艇靠过来，把我们抓过去，就会喂狼了。 那时最让我不解的是，为什么苏联那么坏，太阳却要从它们那儿升起呢？因为从东窗望出去，近处的是私家菜园，再远一点的是公社的黄豆地和麦田，而过了麦田，下一个坎儿，就是黑龙江了。黑龙江的这岸是漠河乡，对岸就是苏联的山峦。每天早晨，我是看着太阳从那儿升起来的。 外祖母家的东边，住着一个苏联老太太。她七八十岁的样子，独居。她个子高高，肤色白皙，高鼻深目。她是建国前逃过来的，嫁了个中国马夫，生了两个儿子。可是后来因为中苏关系恶化，那个男人怕受牵连，抛下她和孩子跑了。 苏联老太太的儿子我只见过一个，他那时四十多岁了吧？沉默寡言，黧黑干瘦，光棍一条。他膝下有个叫春生的十多岁的男孩，是他弟弟过继给他的。春生是个三毛子，浓眉大眼，不灵光，总干傻事。每隔一两天，他都要来给她奶奶劈柴挑水。做过乡长的外祖父，不让我去苏联老太太家玩，说她家政治上有问题。我不懂政治，只懂得愣头愣脑的春生是好玩的，春生奶奶家的蚕豆是诱人的。所以春生一来，我就从自家菜园越过栅栏，跳到她家的菜园，再溜进门去。那道木栅栏比我高不了多少，鸡都跳得过去，别说是我了。她家的狗认得我，一见我就摇尾巴。我乐意看春生干活，喜欢听他说话，更愿意进屋吃蚕豆。苏联老太太喜欢穿条宽松及膝的古铜色裙子，头上包着三角头巾。我一来，她就把我抱到一个高背椅子上，端来蚕豆给我吃。她炒的蚕豆浓香酥脆，妙不可言。我嘎嘣嘎嘣嚼蚕豆的时候，挂钟里的钟摆“ 滴答滴答”地摇摆，一副馋昏的模样。 苏联老太太基本不说话，像个哑巴。我吃蚕豆的时候，她坐在一旁专注地看。等我吃完了，她把我从椅子上抱下来，拉着我的手，带我跳舞。她跳的舞，基本就是驴拉磨似的转圈。估计我满脑子的糨糊吧，转个三五圈就迷糊了。她紧紧拉着我的手，不让我栽倒，然后放声大笑！春生一听见他奶奶笑，会撇下手中的活儿跑过来，扶着门框，探着头，跟着嘿嘿乐。 外祖父睡了一头晌，下半晌就精神了。若是冬天，他下午会提着弯把锯，将整根的木头横在人字形的踞架子上，截桦子。拉锯声流水一般，清脆悦耳。偶有喑哑，那是松油捣的鬼，它们黏着锯齿了。锯末子白花花的，像雪花。锯末子不能扔掉，将它们稻谷似的扫成一堆，转年春天晾干了，可以撒在天棚顶上，做房屋的保暖层。而其他季节，外祖父下午是在菜园劳作，打垄、铲地、拔稗草、架豆角架、间苗、施肥或是打农药。外祖父在菜园干活的时候，我喜欢凑过去，缠他讲故事。他的故事跟外祖母的不一样，没有鬼神，都是人的故事。 外祖父从山东逃荒过来，吃尽苦头，早年在老沟给日本人采过金子，见多识广，所以他的故事很传奇。他说日本工头坏，动不动就使鞭子，但做饭的日本人好，和善，烤的烧饼管够吃。他说苏联人讲义气，漠河乡发大水时，他们开着快艇来救中国人。不过苏联士兵不好，帮着收复东北时，尽睡大姑娘。他还说以前这地方窑子很多，不仅是中国的，连俄国的日本的窑子娘们也来做营生，从淘金汉怀里掏钱。窑子和窑子娘们是干什么的，我懵懵懂懂，就问他的钱也被掏了吗？他很生气，伸出大巴掌要打我。我赶紧逃，一边撒丫子跑一边喊：“哈酒了！”外祖父的山东腔，总是把“喝酒”说成“ 哈酒”。没想到我故意气他，他倒呵呵乐了。 外祖父比外祖母大了近一句，四方大脸的。虽然他脸上皱纹不多，但因为驼背了，给人衰老的感觉。他当乡长的时候，常拿自家的东西给公家，气得外祖母拿起拴牛的绳子，威胁他要上吊。外祖母并非小气，只是觉得公私要分明。母亲对我说，闹饥荒的时候，家家吃不饱，外祖母看着邻居家断了顿，一家老小几天没吃东西，全都饿倒在炕上，便把家里仅存的一点米匀给邻居救命。自家的米少了，她就用一把米煮一大锅粥，上面撒点干萝卜缨子。挨过饿的人没有不爱惜粮食的，外祖母要是看我碗里剩了几粒米，会吆喝我吃干净了；而她喝粥，最后总会擎起碗，舌头绕碗边一圈，将粥汁舔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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