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鸿章传》：
“用沪平吴”
李鸿章虽然深受曾国藩的熏陶，但其“用兵方略”却有超越的独到之处。
李鸿章抵沪后，就因淮军驻地问题同曾国藩发生争执。曾国藩在致吴某信中说：“少荃驻军之地，奏明本在镇江府城，今先至沪上，俟沪事稍有头绪，再行移驻镇江，或往来镇沪，轮住两处”。他指示李鸿章移驻镇江，而“诏旨亦屡以为言”。他公开所持之理由，一是“上海僻处东隅，论筹饷为要区，论用兵则为绝地。”而镇江则为“苏省最要之地”，进兵形胜之区，驻之上可以会剿南京，下可以规复苏常。二是上海“业已借助洋人，一时犹可揞注。”若用官兵保守，非二万劲旅不可，但如此“多而强”的清军是“不宜置此无用之地”的。当然，他还有一个秘而不宣的理由，这就是他对湘淮军不无亲疏厚薄之分，力图把上海饷地置于湘军而不是淮军的控制之下。对于曾国藩的指示，李鸿章“心知不可，坚持不动”。他力主以上海为基地，“用沪平吴”。
他认为上海“为中外杂处之区，通省兵饷吏事之枢纽”。驻军上海，既可控制“饷源重地”，攫取关税厘捐以支撑其扑灭太平军的战争，又便于直接勾结外国势力。他不像曾氏那样，满足于借助洋兵保守上海，而是想从英、法列强得到更多的军事援助。因为他在所有的事情当中首先体会到外援的巨大价值。当然，他有时也说些“洋人不可专恃，沪防必须自强”之类的话，这虽然反映了某些真情，但主要还是为了胁迫清廷接受“用沪平吴”方略。其实，所谓“用沪平吴”方略，不仅丝毫无损于洋人，反而正是英、法列强所希冀的。早在李鸿章淮军抵沪之前，何伯就断言：“这样一支增援部队，如能迅速得到，将有利于实现拯救上海，使这班讨厌的太平军不再逼进上海的计划”。
淮军是根据上海官绅买办的乞求而组建，是依靠上海官绅买办的资助而抵沪的。他认为“军事以得人心为本”，“淮军乃上海士夫所请，不可背弃，以孤众望。”他深知上海官绅买办的向背关系着淮军的命运，而淮军的兴衰又决定着个人的宦海浮沉。
李鸿章驻军上海，“用沪平吴”，确实给太平天国造成了严重危害。
淮军抵沪时，敌我双方军事斗争态势大致是：天京上游，曾国藩坐镇安庆，指挥湘军步步进逼天京，陈玉成被俘牺牲，太平军在西线的战斗已经陷入无法挽救的危境之中；天京下游，李秀成率军在克复杭州、解除苏州南面的威胁之后，乘大胜余威进攻上海，清军、英法干涉军和常胜军节节败退。但是，为时不久，东线军事形势就急转直下，向着不利于太平军的方向发展。5月底，湘军主力曾国荃部陆军、彭玉麟部水师进抵天京。6月中旬李鸿章淮军在上海虹桥、徐家汇、新桥等地坚守苦战，连战皆捷，捕杀太平军3000余人，随后自上海进占泗泾，李秀成部太平军不战而退，并放弃广富林等处，松江解围。在这次战役中，李鸿章亲临前敌指挥。当有人以“公重臣当持重，不可亲冒锋镝”相劝时，他回答说：“若不亲自督阵，则士卒必不能如是效命。”由于他“以编修从军，每亲出击贼，军中呼为武翰林。”
虹桥等战役之后，李鸿章陶醉于胜利之中，公然吹嘘淮军在上海“全局安危间不容发”之际，“奋勇击退巨寇，歼渠扫穴，肃清松沪各防”。据徐宗斡记载，经过虹桥等大战，原来被“笑指为乞丐”的淮军“军声彪起，西人相顾，皆以拇指示之。”这就促进了淮军同英法干涉军、常胜军的军事勾结，巩固了中外反动派在上海的统治地位，从而最终堵塞了太平军夺取上海的通路。太平军如能攻克上海，不仅将沉重打击外来侵略者和中国官绅买办势力，推迟中外反革命军事勾结的进程，而且有可能把上海变成巩固苏浙根据地的屏障、进攻中外反革命的基地，使中外反革命赖以支撑其反革命战争的饷源转归革命战争之用，并打开“通洋门户”，发展中外贸易，引进新式武器装备自己。但是，由于李鸿章驻军上海勾结英法干涉军和常胜军负隅顽抗，终于使太平军收复作为“与姑苏唇齿相依，通洋门户”的上海的理想化成泡影。李鸿章依托上海执行其战略任务和实现其战争目的，内靠官绅买办，外靠英法列强，攫取上海关税厘捐以“抚用客将，改练洋枪，并自制开花炮弹”，攻打太平军，同时不断协济曾国藩兵饷和洋枪洋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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