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文化形态研究》：
2.反映民族融合
北京为辽、金、元、明、清五朝建都之地，对各民族文化采取包容兼蓄的态度，北京文化的这一特点在碑刻中也有直接的反映。既有许多的多民族文字碑刻，也有丰富的满文等单一民族文字碑刻，与数量庞大的汉文碑刻共存，形成北京碑刻的多元文化特色。
北京现存的多民族文字碑刻主要是满、汉、蒙、藏四体文字合璧碑刻。著名的有资福院碑、雍和宫碑、实胜寺碑、实胜寺后记碑、香山碧云寺金刚宝座塔碑、万寿寺碑、白塔山总记碑、喇嘛说碑、重修正觉寺碑等。这些碑刻之所以采取四体文字，有的是立碑缘由及碑刻内容确实与各民族有关，有的是事关重大需要彰显其重要性，还有的是要着意体现皇帝和合各族的圣德。
比如实胜寺碑，是清高宗乾隆为征金川而亲撰的碑文。从碑文内容来看，主要记述了实胜寺修建缘由，并记述了健锐营的设立。乾隆十二年（1747）清廷为征金川，在京郊香山设石碉以练兵，在石碉旁“就旧有寺新之，易其名日‘实胜’，夫己司之艺不可废，己奏之绩不可忘，于是合成功之旅立为健锐云梯营，并于寺之左右建居之”。而实胜寺后记碑，是乾隆在平定准噶尔回部后亲撰的碑文，主要记述在平定准噶尔回部之战役中“（实胜）寺左右健锐云梯营实居之营之兵是役效力为尤多，故不可不族其前劳以劝后进”，对健锐营的功绩褒扬有加。前者为征金川，后者为平定准噶尔，都是乾隆自诩的十全武功之一，故两碑皆以四体合璧形式镌刻立碑，主旨在于宣扬乾隆平定叛乱、统一国家的彪炳功业，以期为各族民众所谨记颂扬。
雍和宫《喇嘛说》碑，立于乾隆五十七年（1792），为方形石碑，四面分别刻满、汉、蒙、藏四种文字。碑文为乾隆御制，而汉字碑文更是乾隆御笔工整楷书。此为清高宗亲撰之宣示对喇嘛教政策的碑记。主要记述了清廷为治理蒙、藏问题，实施“兴黄教，安众蒙古”和“安藏辑藩，定国家清平之基于永久”的政治方略，尤其针对藏传佛教活佛转世中的诸多弊端所带来的严重危害，进而确立革新之法——“金瓶掣签”制度。
这些碑刻资料，体现出清代多民族文化的融合与交流，不仅对研究历史上藏、蒙、满族等与内地的文化交流和民族文化关系问题有重要资料价值，对于探讨这些民族文化发展传播以及对内地的影响也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3.体现中外文化交流
北京长期处于国家统治的中心，也是中外文化交流融会之地。现存碑刻中有大量的中外文化交流、交融的史料。
比如牛街礼拜寺的阿拉伯文石刻。礼拜寺礼拜殿大殿外，有南北碑亭两座，南碑亭碑是明弘治九年（1496）重修礼拜寺后所建《敕赐礼拜寺碑记》。碑文原用汉、阿两种文字刻成，现已剥落不清。北碑亭建于明弘治九年，内立有明万历四年（1576年）所刻“名垂青史”碑，碑文为《敕赐清真寺重建记》。礼拜寺东南跨院内有两座筛海坟，是元朝初年从阿拉伯国家前来讲学的伊斯兰长老之墓。墓碑镌刻古体阿拉伯文字，苍劲有力，年代久远，为国内少有的文物。学者根据墓石译文及换算年代，考订两座筛海坟中西首的阿哈默德·布尔塔尼，葬于至元十七年（1280）八月，推断礼拜寺应早在至元十七年以前即已落成，很可能是在阿合马掌权时期兴建起来的。而两位筛海，有可能是礼拜寺落成后的两位掌教，先后逝世于此，而葬于寺之东南跨院的。这两块阿拉伯文墓碑，以及用汉文、阿拉伯文两种文字所刻的《敕赐礼拜寺记》碑，是研究伊斯兰教历史以及中国与阿拉伯世界文化交流的重要实物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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