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惠林论文化产业》：
国际文化贸易所从事的是关于文化精神产品的国际交换，涉及意识形态和不同文化传统的诸多领域。这些意识形态和文化传统所体现的不同价值观念，有许多方面就是根本对立的。通过向他国输出自己的文化产品，传播自己的文化观念和意识形态是当代国际社会斗争与较量的重要形式和主要手段，美国依仗其在文化产业领域里的强势地位强行要求“市场准入”它想“准入”的任何一个国家和地区，最终达到不战而胜的目的，就是最典型的表现。因此，世贸组织在它的政策系统中，就不仅规定了市场准入、透明度、非歧视、最惠国待遇等原则条款，同时也包括“涉及保持传统文化的艺术品和文物”“允许例外和实施保障措施”“维护国家安全”等。这就可以使任何一个国家，特别是一些发展中国家或最不发达国家从维护本国的根本文化利益和文化安全出发，制定相关政策保护自己。世贸组织的原则是保护本国文化的个性化，支持各国文化的多样并存，维护世界文化的丰富性和多样性。因此，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并不必然的构成对中国的国家文化安全的威胁，不能把人世后在文化市场准入方面形成的挑战片面地看成是对我文化安全的威胁。简单地把人世后国际传媒业和国际文化产品进入中国文化市场作为国家文化安全的一个指数，会使我们偏离应对人世挑战的理性判断和对开放承诺的自信。我们不能把承诺以及对承诺的履行看作是一种安全问题，那样会造成文化保守主义倾向，因为就对外关系而言，国家安全首先是就国家主权而言，只有牺牲主权或主权受到侵犯才会构成国家安全问题，而从理论上来说，没有任何一个国家会以牺牲主权为代价去换取对于本国的不安全。政治上是如此，文化上也是如此。这是因为，承诺是对等的，开放是双向的，我们能否把中国的文化产品、中国文化产业按承诺进入他国的文化市场也看作是对他国构成国家文化安全呢？如果是这样，那么，世界各国还有什么实现贸易自由化的必要呢？所以，中国人世并不是为了制造不安全，恰恰相反，是为了在融入现代世界体系的过程中，更好地借鉴、消化、吸收人类社会所创造的一切优秀的文明成果，更快、更好地发展自己，在新的更大的安全中，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从现阶段来说，则是中国改革开放的又一次历史性突围。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国不入世，才会现实地构成中国文化最大的不安全。
在当前，真正构成对我国国家文化安全问题的是：文化资源安全、文化生，态安全、文化市场安全、文化网络安全和文化技术安全。
文化生态是一个民族和…个国家在长期的历史过程中形成的生存与发展的一切外在的文化条件的总和，是一个民族在漫长的文明进化过程中，在一定的空间条件下，对不同生存条件下长期适应分化选择结果的一种存在性状况，包括生活方式、历史传统、风俗习惯、聚落形式、建筑风格等物质的与非物质的。对于一个民族来说，许多重要的物质与非物质文化遗产，如口传历史、表演艺术、风俗习惯、节庆礼仪，等等，都是文化认同的重要标志，是维系民族社群存在的生命线，一旦这样的生命线遭到毁灭性破坏，那么失去的不仅是文化生物链的有机性，而且也使民族的存在失去了全部文化基因的谱系依据。而这恰恰是人类历史上一些民族和文化灭绝的重要原因之一，尤其是在罪恶的殖民时代实行的种族灭绝主义。发展文化产业并不是要消灭文化物种的多样性，而是要使文化物种的多样性在进化中获得当代形态，并且以这种当代形态获得新的存在价值和存在意义，同时也使文化产业本身成长为文化物种多样性的社会进化的产物，成为积累文化资源，保护、开发和利用文化资源的现代手段。然而.由于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加快，生产、生活方式的改变，都市文化的冲击，原有的文化生存土壤正在以惊人的速度消失，发展与保护的矛盾日益突出，尤其是对历史文化遗产、特别是对已被国家列为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和联合国世界遗产的错位开发和超容量开发，已经现实地构成了当下中国最为严峻的文化生态安全问题。按照国际社会的公认标准，构成世界文化遗产安全的主要有四大因素：一是公共和私人工程的威胁；二是城市或旅游业迅速发展造成的遗产消失的危险；三是土地的使用变动或易主造成的破坏；四是武装冲突的爆发或威胁。除了第四个因素在中国尚不存在之外，其他三个已经现实地成为构成当前我国文化生态安全的主要方面。浙江镇海古城的被毁，张家界自然遗产的惨遭破坏，则是最典型的事例。无论是自然文化遗产还是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都是人类发展轨迹的纪录，正是这样的纪录，这才使得人类的发展有案可查。因此，对我们现代人来说，它们存在的意义就像“老奶奶的家”，是我们对历史的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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