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笨男孩》:
1990年我大学毕业,被分配到了珠三角D镇。在D镇,我最初的工作是宣传计划生育,所以那年秋天我常在田埂上飞跑,追逐村里的一些男女。我对着他们喊,生男生女一个样。
每天黄昏,我一身汗水回到镇上的招待所。我趴在床上,有一搭没一搭地看电视剧《渴望》。那一年温婉女性刘慧芳成了中国男人的渴望。每当电视上哭啼没完的时候,我就下楼去小街上逛游。有一条小狗跟着我。我不知它从哪里来。有一个小姑娘坐在街边擦皮鞋。有一天我坐在她的面前让她擦鞋时,她告诉我她来自温州,十七岁,1987年就出来做了,准备明年回老家。她说她们姐妹仨这几年靠擦鞋攒了点钱,想回家开个开关作坊。我逗她,说不定等你家厂办好了,哪天我去打工。那小姑娘“哧哧”地笑着说,哪会呢,我怎么可能发财啊。
在异乡昏黄的路灯下,我从街的这头走到那头,1990年秋天D镇的夜晚还能看到满天星光。远处田野里传来打桩的声音,在南方的夜晚,一幢幢厂房在争相破土,用不了多久,香港的老板和北方的打工妹都将接踵而至,这是三角洲众多乡镇奔往的前途。
有些晚上我会去招待所隔壁的娱乐厅,打台球或看录像。录像放到半夜,老板老浦把门一关,接着放“咸片”,那些从香港、日本过来的毛片,在潮气冲天的狭小空间里掀起的风暴,把人彻底震了。我身陷在破旧的沙发里,喉咙发干,黑暗中我清晰地听到了一屋子人心跳的声音,“怦怦怦”,这一辈子我就是在那些个夜晚,这么清楚地听到了集体心跳的声音。
那么多人在黑暗中“怦怦”地心跳,很壮观,也很荒诞。
有一天我出了录像厅,那个老浦追出来,一迭声地说,对不起,真的对不起,我错了。
我奇怪地回头,看着他站在路灯下尴尬地认错。
我突然就明白了,他以为我是镇里派来卧底的。这让我尴尬。所以,接下来的晚上,我只好意思在那儿玩台球。
有一天,我在那儿看到一个女人在独自练球。她穿着黑色的衣裙,高挑,好看,有一点冷冷的风骚。
当她拿着球杆俯下身去瞄球的时候,黑色的长发就落在桌上。“啪”——她把球击打出去,声势利落。那天,我在经过她的那张台子的时候,鬼使神差地说了一句:自己和自己玩,到底偏向谁啊?她看都没看我。但我听到了她的声音,“我谁也不偏向”。她醇厚而略沙哑的普通话证实了我的猜测,她不是这镇上的人。
后来连着几天,我都在那里看到她一个人在玩。
接下来,我吃惊地发现她也住进了那家招待所,在我的隔壁包下了一间房。
我在楼下服务台打电话的时候,顺便问服务员赵姨,那女人哪来的?赵姨说,厂长,是旅游鞋厂的厂长。
我说,难怪像个女强人。
赵姨撇嘴说,又不是她的厂,是台湾人开的。她原先住厂里的,这几天搬到这儿来了。
接下来,我常在走廊上看到她。有时即使走廊上没她的人影,我也知道她就在屋里,因为有香水路过的痕迹。
她爱穿黑色、红色的衣裙。每当她在前面走的时候,我注意到她的好身材总是扭啊扭啊。有一天,我看见她偷偷地在走廊那头的露台上抽烟。她抽烟的样子,像老电影里的女特务。
我与她迎面而遇时,总是朝她点头,但多半时间,她视我若空气。
她的到来,让招待所枯燥的生活里飘进了点不同的气息,我说不清那是什么味道。但很快,我发现她和我在抢楼下服务台的电话机。
那几个月,被分配在祖国各地的我的同学们都正在度过各自的适应期,所以他们总是打电话过来聊天。有一天傍晚我下楼到服务台等一个老同学的电话,我看见她正抱着电话机在没完没了地说话。我等了好久,也没见她要挂了的意思。那天她起码打了四十分钟,她对电话那头的女友说的好像尽是感情方面的事。我吃惊地看着,发觉她的眉目有林青霞的影子。她终于把电话挂断时,还顺便白了我一眼,她的眼圈夸张地红着。我那天本来就等得挺烦,所以就对她说,许多事是电话里说不清的,人家也在等着打电话呢。
她说,你偷听!有什么好偷听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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