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仲景在《伤寒论·太阳篇》云：“太阳病不解，热结膀胱，其人如狂，血自下，下者愈。其外不解者，尚未可攻，当先解其外。外解已，但少腹急结者，乃可攻之，宜桃核承气汤。”又云：“太阳病，六七日，表证仍在，脉微而沉，反不结胸，其人发狂者，以热在下焦，少腹当硬满，小便自利者，下血乃愈，所以然者，以太阳随经，瘀热在里故也，抵当汤主之。”两条所论病机俱为太阳经热，不从表散，内传于里，与血相搏，结于下焦少腹部位，而成蓄血病证。其“乃可攻之，下血乃愈”，是对蓄血证治法及预后的精确论述，所拟桃核承气、抵当汤、抵当丸等活血逐瘀，荡涤瘀热之方，经历代沿用，至今为人推崇。
唐代孙思邈认为：伤寒及温病，邪在卫表，应发汗而不汗之，邪热失于外散，内迫营血，可导致鼻衄，吐血；热血相结可形成“蓄血”、“瘀血”，主张用犀角地黄汤凉血消瘀以治之。突破了张仲景治疗蓄血的下瘀血法，其干金犀角散、犀角地黄汤又成为治疗温病热人营血之名方。
金元张子和治病的主导思想是“贵流不贵滞”，除常用活血法治疗“血积”外，并提出：血虽有奉养全身之功，但热血壅滞，则反为病，当以《内经》“血实宜决之”的原则，放出其血，使血热清而血行畅的出血疗法。此对于上部血行壅滞，属热郁血瘀之目肿喉痹，或毒瘀内结之多种病证等，每每施用，且有良效。朱丹溪提出“血受湿热，久必凝浊”的见解，从而为热性病湿热致瘀的理论奠定了基础。
明代·吴又可对温疫病中运用活血化瘀法的理论作了不少的发挥。如《温疫论·蓄血》篇云：“大小便蓄血，便血，不论伤寒时疫，尽因失下，邪热久羁，无由以泄，血为热搏，留于经络，败为紫血，溢于肠胃，腐为黑血。”并提出“表里壅闭，郁而为黄，热更不泄，搏血为瘀，凡热经气不郁，不致发黄，热不干血分，不致蓄血”的观点。在治疗上吴氏除选用桃仁承气汤、犀角地黄汤、抵当汤外，创制了三甲散。方中鳖甲、龟甲、穿山甲、当归活血通络，并选磨虫引诸药人血脉搜邪祛瘀，立意新颖，成为温病后期，余热入络，与血相搏，胶固难解证的历验之方。
叶天士对温病进入血分的论治，总则为“入血犹恐耗血动血，直须凉血散血，如生地、丹皮、阿胶、赤芍等药物是也”。一个“散”字，画龙点睛，意指凉血而莫忘活血之法。叶氏认为素有瘀血之人，感受温热之邪，尤可导致热瘀血结证，舌色必紫而黯，扪之潮润，当加散血之品如琥珀、丹参、桃仁、丹皮等，这是叶氏长期临床经验的总结。
柳宝诒在《温热逢源》中告诫说，对于热入营血.迫血外溢之出血证，不能只图凉血止血，“以致血虽止，而上则留瘀在络，下则留瘀在肠，甚至留瘀化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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