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要研究方法
作为学术史研究，本书行文侧重对研究方法、学术观念，乃至具体研究成果中所蕴涵的研究逻辑进行细致分析和总结。这首先需要具备一定的反思性研究思维，因为只有对每个特殊研究阶段有了客观而理性的评价体系，才能够审视目前研究中的成绩与不足，以及建立理解史学研究意义及目的的合理基础。反思性思维本质上就是学界所常言的“问题意识”，只有有了对以往研究成果和存在问题的清晰认识，才能合理地开展具有接续性意义的新阶段研究。当然，反思性思维或“问题意识”也许不能被认为是一种具有可操作性的研究方法，但对于工具性的研究方法而言，它却具备修正方法论的能力。换言之，具体研究方法只有在反思性思维的指导下，才能脱离理论的抽象意义而具备实践性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并直接指向新结论的得出。
首先，无论选择何种研究方法，都是以使用者自身的学术旨趣为前提条件的。就实质而言，大部分方法与研究对象之间并不存在一种固定关系，两者只是在具体的社会文化和学术语境中，以及研究者事先设立的研究意图之下共同构筑的一种史学叙述方式。但像依托文字系统的文献考据法和依托作品系统的风格分析法等，较之其他建基于外在观念的方法论具有更强的稳定性，是任何研究中国绘画史的人都无法完全忽视的必备方法。
其次，学术史研究与史学史研究有很大的相似性，即都是围绕众多研究成果而展开，只是针对层面不同，所以也需要有成果统计、汇总、梳理和数据分析能力，很多情况下还要对所获取的材料进行细致的甄别、考辨、分类和对比。研究任何一个领域或一种类型的历史，都必须占有充分的史料，史料是研究者认识、评价研究对象的主要依据，只有借助合理选取的相关史料才能构筑真实的学术史研究。
再次，就本书的研究旨归而论，既不是针对民国“南北宗”问题研究结论本身，也不是过分强调此一阶段学术史具备怎样独立的价值，而是借助当时这个最重要的画学问题研究，在研究对象一研究方法一学术资源之间建立起一种具有鲜活时代特征的关系研究范型，这对于今天过分强调学术研究的单纯性是有所启示的。也可以这样认为，绝大部分学术问题源于自身的存在基础，远远逊色于在与时代内容沟通时所获得的附加成分，这也是我们理解“实证”的和“叙述”的两种艺术史之间区别的出发点。
最后，需要提及的是，研究方法就其在实际中的具体应用而言，直接会影响或形成学术研究的写作风格。学术史研究会直接论及研究者所持学术观念和研究方法等问题，并在其基础上形成自己对观念和方法论的深刻思考。如对滕固所运用的风格分析方法的剖析，促使我们对20世纪这一方法在中国画史研究中的境遇做一些探讨；研究者在选取文献时存在的主观态度，会使文献考据法所强调的科学性更近于史学性；对文献学与考古学结合的中国式学术特色的分析等，都会使笔者对自己学术观念和研究方法的有效性做出审慎的反思，从方法论上增强对本书的宏观把握能力。
本书以民国时期“南北宗”研究过程为线索，针对在当时学术体系中产生的学术观念和方法论展开讨论，尽量客观而公正地评述其阶段性学术史价值。诚然，任何学术研究都不可能完美无缺、面面俱到，而力求严谨和商榷的态度对学术研究的发展确实非常重要。如果相信“历史方法论和认识论的中心问题在于，客观地认识过去只能靠学者的主观经验才可能获得”1的断言，那么，笔者的研究亦不可避免地存在预设性的学术观念与研究方法。而在其范围中展开自己的论述和研究，这多少会限制材料选取、论述目的和理论框架，导致研究结论的褊狭与疏漏。而针对研究过程中部分章节引文偏多现象，笔者也不能完全权衡其利弊，毕竟要最大限度地接近当时较为真切的学术环境，还得从当时学者自己的学术见解和语言表述逻辑与情绪中去把握。强调部分重要观点表述的完整性，是呈现真实学术价值的必要条件，笔者的适当评述仅能起到辅助性解释作用，而不是喧宾夺主地注重个人性阐释或片段化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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