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12月。
一天，重庆笼罩在窒息的寒气中。位于长江上的珊瑚坝机场，那用黄篾席搭建的候机室里坐着穿毛线衣的中年妇女邓颖超。她时而看看表，时而又看看门外，显得有些着急。
坐在她旁边留着八字胡的董必武看到邓颖超坐立不安，也担心起来，但他压制住自己的情绪，去安慰对方不要着急，耐心地等待。
江水静静地流着，好像一点也不知道邓颖超此时的心情十分挂念，十分担忧。时间一分一分地过去。他们在那简单的候机室里轻声谈着话。
突然，一种嗡嗡嗡的声音由远及近地响了起来。他们立即起身，快步走出候机室，只见一架银灰色的飞机正在降落。
机舱的门打开了，里面走出一个40来岁的人。他留着平头，长方形的脸上长着一对大眼睛，眼睛上面那浓浓的眉毛格外引人注目，穿着蓝色中山服，左上包插着一支钢笔，蓝色的裤子，脚穿黑色皮鞋。他就是邓颖超的丈夫周恩来。周恩来后面是穿着短大衣、戴着鸭舌帽的叶剑英。
周恩来、叶剑英是这年11月25日至28日，应邀出席蒋介石在南岳召开的高级将领军事会议后，经衡阳到达桂林，再从桂林来到重庆的。
“您好，董老！您好，小超！”周恩来走下舷梯带着饱满的热情微笑着和董必武、邓颖超握手后，目视着董必武问：“董老，八路军（十八集团军）驻重庆办事处筹备得怎样？”
早在武汉沦陷前夕，周恩来就派他的工作人员魏来明到重庆筹办办事处。后来，董必武、邓颖超要去重庆参加国民参政会，周恩来就叫董必武指导办事处的筹建工作。
董必武听了周恩来的问话后点头道：“基本上好了。”周恩来看了看四周，见有国民党的士兵在机场里走来走去，觉得这里不是谈话的地方，便道：“我们走吧！”
董必武想起有一件重要的事情要告诉周恩来。这件事很急，不快点说不行。但他正准备说时，周恩来就喊走了。董必武指着机场边停着的一辆救护车说：“上那辆车。”
周恩来精神饱满地问：“哦，那是我们的车？”邓颖超微笑着回答：“是新加坡华侨捐赠的。”他们上车了。汽车向目的地开去。
随着国民政府从南京迁都重庆，重庆便成了中国政治、军事、经济、文化中心，成了战时陪都，实为战时首都。周恩来来到重庆时，重庆的政治环境十分恶劣，社会十分复杂。日寇对国民党采取以政治诱降为主，军事进攻为辅的策略，集中兵力对付占领区内的中共军队。面对此情，中国社会的各方面受到很大震动，各种政治势力和广大人民对这场战争怎样打下去以及战争的前途如何等等，都在重庆集中地表现出来，使重庆和整个国统区呈现出非常复杂的局面。
汽车经过林森路、七星岗、较场口、都邮街，来到一个街口停下了。周恩来他们下了车，走过一条不深的巷道，拐了一个弯来到了一栋房子的门前。门的上方有一块门牌：机房街70号。他们进去了。
周恩来进屋后看到办公桌、椅子挤得满满的，办公都是人挨着人。同志们见周恩来来了就主动和他打招呼。周恩来笑着点点头。他在楼下看了一会，又到楼上去看。这里是同志们的宿舍，也很拥挤。他来到窗前，打开窗户，外面是破烂的高低不齐的居民住宅，如果发生火灾，将不堪设想。他来到楼下，在一个屋角里找到魏来明了解情况。
魏来明向周恩来汇报道：“我们通过重庆地下党的关系，租用了这个房子，以八路军重庆通讯处的名义开展活动。今年10月，日军逼近武汉，武汉办事处和《新华日报》的部分同志分水陆两路开始撤退到重庆。在机房街住了不久，人多了，我们又在棉花街30号租了一处房子。”
周恩来关心地问：“棉花街的房子大不大？周围环境怎样？离这里远不远？”魏来明说：“也比较挤。环境跟这里差不多，四周也是些穿斗房，有些房子很烂，叫捆绑房。这里步行到棉花街可能要走一刻钟。”
周恩来沉默了一会说：“我们住的这地方是在城内最闹的地点，不利于保密，两处办公很不方便，加上如果日机轰炸跑都没地方跑，很不安全。看来应该另想办法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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