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aniel Low-Beer，全球抗击艾滋病、结核病和疟疾基金（GFATM）绩效、影响与效果部主任。他曾在世界卫生组织（WHO）、卫生部和非政府组织内任职。

　　在过去十年里，全球卫生领域内新参与者的筹资能力和多元化有了很大提高。十年前谁都很难预料到以下这些变化——比尔·盖茨参与全球卫生项目而不是软件编程，非政府组织可以正式管理两百亿的卫生基金，世界卫生组织也拥有广泛的合作伙伴关系，金融市场发行债券为疫苗提供资金支持。创新合作伙伴关系几近卫生外交的核心。这《创新卫生伙伴关系：多元化的外交》对其不同形式都进行了评价。《创新卫生伙伴关系：多元化的外交》还对卫生谈判进行了介绍，通过谈判可以把新的参与者整合到共同发展中来，这种谈判已经改变了全球及国家层面的卫生管理。这《创新卫生伙伴关系：多元化的外交》囊括了对一些问题独特而具体的看法，这些看法来自卫生领域的积极参与者、私营企业员工、各国卫生部部长、区卫生工作者、多边机构工作人员及合作伙伴关系所涉及的人员——他们的领域可谓包罗了从全球一直到社区的各个层级。

　　★当下合作伙伴关系非常流行，但能促成其成功抑或失败的条件却令人难以捉摸。DanielLow-Beer邀请来自公共卫生、民间团体及政策制定等领域的专家共同研究这种合作如何发挥作用、能带来什么影响以及人们可以从合作经历中得到什么经验教训。研究的结果是一个重要且紧迫的报告。这个报告具有全球性影响——它会让所有人都为全球卫生驻足沉思。这本书值得细品。
　　——《柳叶刀》主编Richard Horton
　　
　　★这本书恰逢自2000年以来卫生合作伙伴关系最具创新和挑战的时期，其阐明了有关援助有效性及援助体系讨论中的几个关键问题。作者广泛的研究领域及具备的专业知识和技能强有力地证明了积极参与和促进卫生领域内国际发展的人力和设备的多样性。这本书平衡地把握了全球卫生的首要问题和全球合作伙伴关系，以及真实国家背景下的不同谈判方式之间的关系。
　　——经合发展组织，发展合作司前司长Richard Carey
　　
　　★这本书引发了时下有关全球卫生及发展援助有效性的热烈讨论。其总结了不同国家及不同创新合作伙伴关系战略的经验教训，利用不同情形下各种具体且令人信服的实例揭示了全球这个大的卫生社区所面临的严峻挑战。更重要的是，这本书首次针对全球卫生合作伙伴关系阐明了“多元化的外交”，这对我国非常有实用价值。
　　——埃塞俄比亚卫生部部长Tedros Ghebreyesus

　　基金会
　　盖茨基金会是现在全球性基金会的领先者（Fin-ancing Global Health，2009）。盖茨基金会的激励体系强调可测量的结果、证据和评估，以及最重要的是，满足支付的目标。尽管盖茨基金会支持世界银行以及某种程度上的其他多边卫生组织，但它希望它所支持的全球性卫生基金能够保证其独立性和做事方式的不同。它对全球性基金的关注相对于优先支持巴黎-阿克拉原则，实际上存在着一些矛盾。重要的是，对于我们和其他双边援助方来说，应继续同盖茨基金会和其他主要基金会就援助有效性的问题进行接触（更多分析请见第11章）。私立部门
　　全球抗击艾滋病、结核病和疟疾基金和全球疫苗免疫联盟，以及其他更多的类似组织，在同私立部门的伙伴关系中开创了新局面。这些伙伴关系对于发展中国家重要的药品研究和制造，以及通过创新型筹资方式筹集资金而言，是至关重要的。然而，全球疫苗免疫联盟和全球抗击艾滋病、结核病和疟疾基金清楚地意识到，在某些情况下，社会目标与利益相关者利润最大化之间存在着冲突（见第12章）。发展中国家政府
　　发展中国家政府在全球性项目理事会上有代表权，但他们几乎无权决定基金的设立或运行规则。虽然大多数发展中国家政府更喜欢不指定用途的援助，但这些政府很难不去寻求这些基金的支持。
　　2008年世界银行关于阿克拉会议的评估（World Bank，2008a）发现，指定用途的基金对国家项目所造成的扭曲程度主要取决于两件事：一是这些基金占国家卫生总预算的份额，而国家的卫生总预算主要由国家的收入水平决定；二是国家管理这些援助方的总体能力。尽管这个能力也受到收入水平的影响，但是埃塞俄比亚、卢旺达和越南这些国家显示，贫穷国家也能有效管理援助方。为了进一步加强政府的能力，我们应该鼓励让财政部门和其他同全球性基金有关的中央协调机构更多地协同参与其中。更广泛地来说，我们不要低估这里所讨论的援助依赖国家能力不足问题的重要性，同样，也不要夸大其重要性，包括在全球性基金仅占相关总体公共财政一小部分的国家，以及具有很强的能力管理援助方和全球性基金的国家。公民社会
　　全球性基金的理事会成员，或积极推动相关活动的公民社会组织，倾向于有着类似的对全球性基金的关注，这是可以理解的。他们可能成为所关注领域基金增长的支持者，将基金变成“他们的”全球性基金，同时他们也会强烈地呼吁公民社会组织在国家项目内的角色。在他们的影响下，全球抗击艾滋病、结核病和疟疾基金理事会批准实施了“双轨”方法，鼓励将政府和非政府组织拨款分开——而不是鼓励联合项目建议书，后者会使政府和非政府组织更紧密地一起工作。然而，公民社会组织渐渐认识到了需要解决更广泛的卫生问题。阿克拉公民社会圆桌会议反映了，公民社会组织已经认识到了政府项目的重要性，也认识到了公民社会组织自身和其他部门均需要负起责任④。一些广泛关注减贫（而非局限于一个领域）的主要公民社会组织，积极倡导巴黎一阿克拉模式。我们同其他援助方一样，可以在同公民社会组织开展关于援助有效性问题的非正式对话中，扮演一个重要的角色，尤其是以他们自己国家为基础的公民社会组织（见第13章）。
　　……

引言：多元化的卫生外交
第一篇 共同主题
1. 卫生伙伴关系的起源与多元化
2. 与新的合作伙伴谈判提高援助有效性和数量：全球性基金的作用
3. 在国家水平管理卫生伙伴关系
4. 结果导向的管理：协调卫生发展的“通用货币
5. 国家卫生体系与全球卫生伙伴关系：挑战是什么？如何应对挑战？如何改变？
6. 伙伴关系的局限性：向前推进议程

第二篇 在全球层面整合新型伙伴关系
7. 全球卫生规划：通过协商援助有效性构建新型伙伴关系
8. 疟疾：控制疟疾中的伙伴关系
9. 融资发展的创新型方法：全球疫苗免疫联盟（GAVI）
10. 美国总统防治艾滋病紧急救援计划：国际艾滋病支持的成果驱动方法
11. 私人基金会：在融资和卫生治理中的角色
12. 私营部门：做事的新方式
13. 民间团体伙伴——承认民间团体在全球卫生中的地位

第三篇 在国家层面整合新型伙伴关系
14. 南部非洲的治理与可持续筹资：斯威士兰的案例研究
15. 越南的援助改革谈判：展现“国家”所有权
16. 埃塞俄比亚：联合利益相关方支持国家卫生计划
17. 印度：通过伙伴关系扩大艾滋病预防-Avahan项目的经验
18. 俄罗斯：非政府组织应对艾滋病的重要特征——坚定的领导、专业的信誉和广泛的伙伴关系
19. 国家的脆弱性：在非洲国家与伙伴合作取得健康结果
20. 卫生社区：社会资本和有效的伙伴关系——以社区应对为基础
总结——走向创新全球卫生伙伴关系
附录：额外的学习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