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后世汉代文物考古发掘中，农耕生产活动场面如播种、薅草、收获、牧猎等已成为宫殿寺观壁画的重要主题。汉代农业生产先进性的突出标志是铁制农具的改良和推广，不但提高了劳动生产率，同时也促进了农业技术的推广。锄是用来除掉田间杂草的中耕工具，是薅草锣鼓活动中重要的劳动工具，甚至是天然的节拍工具。四川乐山崖汉墓画像石上就刻有曲柄锄，在其他画像石上还有鹤嘴锄、双齿锄的图案。《汉书·艺文志》收录的《汜胜之》十八篇，又称“汜胜之书”，为西汉晚期汜胜之所著，一般认为是我国最早的一部农书，北魏贾思勰的《齐民要术》多所征引，其中《农书》篇载：“凡耕之本，在于趣时和土，务粪泽，早锄早获……春地气通，可耕坚硬强地黑垆土，辄平摩其块以生草，草生复耕之，天有小雨复耕和之，勿令有块以待时。所谓强土而弱之也。”这些铁制农具有的一直延用至今，可见汉代农具对我国后世农业的发展起到了深远的影响。东汉政论家崔寔（约103-约170）在《四民月令》中记述了地主庄园十分注意时令节气，重视锄草施肥，说明汉代先民十分重视田间管理，精耕细作已成为当时农业生产的一大特征。据有关资料考证，薅草锣鼓在汉代时期已流传于湖北省来凤县民间，精耕细作已成为生产习惯。据《来凤县志》载：“四五月耕草，数家其趋一家，多至三四十人，一家耘毕复趋一家，一人击鼓以作足力，一人鸣钲，以节劳逸，随耕随歌，谓之薅草歌。”
经历汉魏六朝民间风潮的涤荡，中国文学到隋唐时期已开始全面观照民间民俗生活状态，描写薅草锣鼓等民间民俗传统艺术成为重点表现的内容之一。例如唐代诗人刘禹锡在连州（今四川筠连县）时，登城楼远眺，看到城外的农人在插秧，一边劳动，一边歌唱，写下了《插田歌》-诗：“冈头花草齐，燕子东西飞。田塍望如线，白水光参差。农妇白纻裙，农父绿蓑衣。齐唱郢中歌，嘤咛如《竹枝》。但闻怨响音，不辨俚语词。时时一大笑，此必相嘲嗤。”刘禹锡饱含对连州农民的深厚感情，以细腻、白描的笔触，为我们勾画了农家插秧的风情：春天来了，山岗田头已被绿草覆盖，各色野花在阳光下盛开。春燕在村头巷尾的上空时而高飞，时而俯冲，常常从人们的脸前一掠而过。农民早已不顾春寒料峭，整理好田块，田埂如线，水光参差。穿着白麻裙的农妇，披着绿蓑衣的农夫，正在弯腰插田。一人唱，众人和，楚地郢中民歌民调、武陵土家竹枝词等各式腔调的山歌民谣声在田野上空久久回荡。其实，这种在耘田插秧的时候击鼓唱歌的风俗表演是汉代乐府表演的民间遗风，也正是薅草锣鼓民俗艺术的表演活动。薅草锣鼓在唐代文学作品中有很多经典文献记载。《全唐诗》是清朝康熙四十四年编纂的中国规模最大的一部诗歌总集，其中第849卷收录了唐末著名诗僧可朋（885-963）的《耘田鼓·南山种豆翁》：“农夫田头鼓，王孙筵上鼓。击鼓兮皆为鼓，一何乐兮一何苦？上有烈日，下有焦土。愿我天公降之以雨，令桑蔗熟，仓箱富，不饥不寒，上下一般足。”据称，该诗一出，震惊当朝，皇帝赐予可朋钱十万、布五十匹的奖赐，还被史学家写进了《十国春秋》。可朋的《耘田鼓》作于五代后蜀广政十九年，即公元957年。关于该诗写作的来由，《四库全书》集部诗文评类收录的南宋计有功《唐诗纪事》卷七十四记载较为详细：“孟蜀欧阳炯与可朋为友，是岁酷暴中，欧阳命同僚纳凉于净众寺，依林亭列樽俎，众方欢适。寺之外皆耕者，曝背烈日种耘田，击腰鼓以适倦。可朋遂作《耘田鼓诗》以贽欧阳，众宾阅已，遽命撤饮。”另外，宋代龙袤《全唐诗话》卷六、宋代李畋的《该闻录》、清代吴任臣的《十国春秋》卷五十七、清代王弈清的《历代词话》卷三《五代十国》等也均有记载。从这些书中关于该诗写作来由的记载，我们知道了可朋吟写《耘田鼓》诗的背景：唐末花间派著名词人欧阳炯曾在当时的丹棱任县令，在五代后蜀广政十九年暑天，欧阳炯与同僚纳凉于净众寺（今竹林寺）依林亭中。席间，欧阳炯与同僚击鼓传花，饮酒作乐，净众寺住持诗僧可朋见亭外农夫在烈日之下挥汗击鼓耘秧，疲惫不堪，乃不满欧阳炯的作为，而即席吟作《耘田鼓诗》予以讽谕。从这首诗吟写的来由可以看出可朋关心民生疾苦，敢于为民讽刺县宰的慈悲情怀。可见在唐末五代时期，薅草锣鼓作为民俗艺术已然流行于巴蜀地区。
1998年，江西省社会科学院和中国农业博物馆联合主办的《农业考古》第3期刊登了成都文物考古队研究员、丹棱人徐鹏章撰写的《四川成都凤凰山出土的西汉炭化水稻及有关遗物》-文，考证这种击鼓薅草的习俗自汉唐以来在四川境内很流行，并载述了当时情景：在薅秧锣鼓流行的地区，薅锄秧草时，常聚集二十至三十人，甚至上百人一起劳动。主家请歌师一两人或更多的人，一人打鼓，一人打锣，在田边或田中歌唱。歌师既是歌唱者，又是生产劳动的指挥者。一般由歌师领唱，众人和唱，有时也有众人与歌师赛歌的。击鼓薅草的目的是激励、催促农人提高薅秧除草的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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