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镜苑沉思：薛晋文影视论集》是笔者薛晋文“镜苑”系列文集的第二部，《镜苑沉思：薛晋文影视论集》整合和收录了近三年来主要的45篇论文，有的在《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现代传播》、《当代电影》等刊物发表，有的是《中国电视》、《文艺报》、《中国艺术报》等报刊命题作文式的约稿，有的为电视台、广播电台采访的框架性内容，亦有讲座稿、读剧报告、影视审片意见整理而成的文章。
《风语》敢于突入题材禁地，以及艺术性地勾勒和复原历史本来面目的创作勇气着实让人叹服，它的价值和意义远在“题材突破”之外。事实上，关于国军地上、地下和当时国内各界同仁并肩作战和保家卫国的史实一再被历史文献和历史人物所证明。但是，围绕国军抗战的功绩，我们碍于意识形态的面子问题一直“犹抱琵琶半遮面”，不敢轻易做出正面而有力的回答。自然，围绕该问题的争论随着一部又一部的国军抗战影视剧的面世而绵延不绝。在我看来，争论只是一种表象，背后潜藏的根本性问题即能否实事求是面对历史的问题？能否襟怀坦白、心平气和地评价历史的问题；能否在互信互敬基础上携手面向未来的问题。一味地歪曲和无视国军在抗战时期的作为显然不是我们这些马克思主义者和共产党人的应有胸怀，无限度地夸大国军在抗战中的功绩和神威显然有失历史的公允和公正，人为地将抗战胜利的功绩堆积到某一党派头上的做法都是不严谨和不合理的，可以说，历史无法更改，历史真实不会因个人的意志而消除或变质。所以，在一定范围内和某种程度上充分肯定并热情讴歌作为中华民族抗敌脊梁之一的国军的伟大功绩未尝不可，既不会混淆视听，也不是轻易否定我军的存在作用，更不是要抬高谁和贬低谁，而是实实在在去还原一种真实，真真切切去触摸沉睡的历史肌肤，让历史最大限度地拂去意识形态的影响而回到“由人民书写”的信史境界，倘能如此，何尝不是一个民族走向成熟与进步的绝好表现。
《风语》的顺利播出，让我们看到了上述希望正一步一步变成现实，它的面世即是对历史负责和对子孙负责的又一次明证。故事取材于1937年中日战局吃紧的特殊时期，时值国民政府撤离南京，迁都重庆，国民政府响应各界救亡号召特成立最高机密破译部门以共赴国难和拯救民族危难。该剧比较真实地讲述了国军地下抗日活动的艰难曲折，以一种近乎悲剧的格调还原了国难当头时期，作为华夏子孙的国军内心深处天然携带的责任感、正义感和使命感，以及这种民族担当性被一种腐朽溃烂制度玷污和毁灭的历史悲剧，应该说这样的选材既丰富了谍战剧的艺术画廊，同时又蕴含着时代精神与民族精神，昭示了一种历史的真实和必然。该剧创作者以个性化的艺术创新抵达了主旋律艺术的新高地，在正视历史中做到了既让人震撼，又令人信服。某种意义上讲，包括电视剧艺术在内的一切艺术作品应该教会人们正视历史，正视历史就是正视现实，正视历史才能昂首阔步走向未来，一个刻意回避过去、躲闪历史甚至拘囿于历史的民族在全球化的今天不仅没有前途和出路，相反会距离提升中华文化软实力以及构建和谐世界的目标越来越远。
中国谍战题材电视剧从来不缺少戏剧性，大故事中套着小故事，大悬念中穿插小悬念，大冲突中携带着小冲突，可以说疑窦丛生、技巧纷呈和谍影重重是谍战剧艺术的主要杀手锏。回首最近几年谍战剧的创作实践，不难发现谍战剧艺术一定程度上是充满戏剧性的技术，也可以说谍战剧艺术家一定程度上就是技术家，和其他电视剧类型相比，谍战剧的戏剧技术直接决定着创作的成败得失，然而好的谍战剧既尊重技术又不拘泥于技术，他们的戏剧技术既服役于人生艺术，又深烙着情感个性与人性的印记。一句话，基于技术，面向艺术；基于戏剧性，抵达人性深处应是优秀谍战剧艺术的普遍品格。
《风语》与以往谍战剧最大的区别在于弱化了戏剧性，没有了以往谍战剧让观众欣赏心理近乎窒息的快节奏感，弱化了为悬疑而悬疑，为惊悚而惊悚的戏剧感，让谍战活动从极端的艺术虚构和艺术假定性中解放出来，重新回归日常生活和个体生命情感的人性本位层面。需要特别指出的是，人性是一个复杂而含混的概念，我们不妨将其理解为由生物性、社会性、精神性相生相发的一种生命样态。而作为“人的历史”重要组成部分的情感生活往往是生物性、社会性、精神性交织并生的产物。《风语》中的伦常情感和人性诉求是谍战生活的核心部分，一定程度上尔虞我诈和机关算尽的谍战活动是人性诉求的外套，裹挟在外套之下的是血肉丰满且生气灌注的真性情和真感情。譬如，《风语》中的核心情节和人物命运几乎都是围绕着“人性”的真谛而纵横交错且深意迭出，主人公陈家鹄与惠子、林蓉蓉之间的情感生活被置放到严酷的阶级斗争环境中去予以审视和观照，这时的爱情生活不再是简单的卿卿我我和耳鬓厮磨，基于人性原点的私人情感生活被涂上了光怪陆离的社会性色调，情感的本色会不容商量地遭到社会性的蹂躏和践踏，情感生活中的精神性从此不再热烈奔放与自由畅达。所以，无论是陈家鹄与惠子之间的生死之恋，还是与林蓉蓉之间的缠绵悱侧就不再是一种生物性的情感，毋宁说是一种带有时代阴影和历史悲剧的社会情感更为准确，尽管剧中惠子和林蓉蓉都付出了生命的代价，试图以“殉情”的方式去拒绝社会性对精神性的无情蹂躏，但两段情感的结局终因社会性对人性的残酷剿杀而告终。事实上，剧中包括陈家鹄在内无数个体生命的情感悲剧不仅仅是个人的悲剧，更多的是时代与社会的悲剧，这样的悲剧往往不以个体生命的意志为转移，更多的是被社会性的“共名状态”所主导，这里的共名状态主要是指由杜先生、陆所长等中国军人所主导的抗日与救亡的时代主题，它是特定社会阶层主宰下的群体性立场，规约着个体的理想诉求和价值指向，笼盖着个体生命的行动方向与精神立场，个体的主体性抉择和自由让位于共名状态的正义性与时代性召唤，个体的情感诉求与希冀常常在共名的笼罩与裹挟之下被无情地淹没与消损。比如，林蓉蓉替陈家鹄挡住了飞来的子弹虽是以正义的名义而为，但本质上却是精神性对社会性的殉道仪式，倘若从社会性的角度去看似乎是合情合理的生命价值的实现，但从人性层面望去却是一场残酷的毁灭。一句话，《风语》对人性的深度书写，正是通过上述人性与社会性的冲突去实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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