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造型与图案上的本土元素：
在元青花的造型和图案上，既有本土元素，又有外来成分，有时显得十分难以厘清。不过，如果对元代以前中国器物和西亚陶器、金属器及玻璃器进行充分了解，并作细致比对，辨析工作还是基本可以做到的。笔者从目前所掌握的资料来判断，在造型上，宋代器物造型在元青花中得到大量继承和沿用；在图案方面，尽管在构图和表现手法上，外来痕迹较为浓重，但元青花的图案题材仍主要表现为中国本土元素：一方面许多宋代图案题材得到继续沿用，另一方面则出现了元代新流行时尚——元曲题材的图案。
元青花输出到西亚之后，其上装饰的中国图案题材又被西亚工匠们积极模仿，凤纹、龙纹、飞鹤纹、牡丹纹、波涛纹等很快出现在西亚的工艺美术装饰上，尤其是纺织品和陶瓷中。所以，元青花诞生时虽曾受到来自西亚装饰风格的影响，然而其诞生后马上又反过来对西亚艺术产生深远影响——无怪乎研究中国与伊斯兰艺术交流史的学者塔妮娅·托拉（TanjaTolar）会对笔者感慨地说：“中国艺术和伊斯兰艺术之间的相互影响是如此复杂，难以厘清。”
2.元青花艺术的“西亚元素”主要体现于如下几方面
（1）市场需求：
来自西亚的旺盛的市场需求是元青花产生的原动力，如本章第一节所分析，西亚各民族与地区出于对青金石的崇尚，很早就开始利用钴料进行深蓝色的装饰，主要表现在玻璃、陶器和釉面砖的制作上。这个脉络自公元前就已发端，一直绵延发展，未曾断裂；伊斯兰教兴起以后，深蓝色调又被穆斯林视为神圣高贵的色彩，在古兰经和清真寺装饰中常常用到它。与此同时，白色也一直是穆斯林所喜爱的色彩①。然而在陶瓷制作上，由于技术和原材料的限制，西亚陶器胎质疏松、发黄，要靠化妆土增加白皙度，钴蓝釉料也常常散溢，其产品尚未尽如人意。因此，一旦制瓷技术远为发达的中国开始生产青花瓷器，其洁白致密的瓷胎、细致精湛的图案，蓝白辉映的华美，无不让西亚国家沉醉，成为王室、贵族及宗教场合陈列和收藏的重器，并进而成为西亚陶工们长期追仿的对象。正是由于西亚市场的刺激，才使元青花在极短时间内由一个婴儿直接“长大成人”。（2）色彩与造型上的外来元素：在色彩方面，元青花所体现出的异域元素是最集中的，突出体现于“钴蓝”的运用。在本章第一节中，笔者详尽分析了“钴蓝”在西亚受到崇奉的悠久历史渊源。正如中国传统的青瓷是出于对玉的模仿、与中国人“崇玉”有关一样，钴蓝在西亚玻璃、陶器和釉面砖中的运用，是西亚人出于对青金石色彩的崇尚和模仿；后来这一文化又被伊斯兰文化加以吸纳和传承。而对钴蓝的运用，在我国元代以前不见有序的传承。虽然在唐代，具有“海纳百川”精神的唐人曾进口钴料进行陶瓷装饰，但他们用在唐三彩上创造性的、富于激情与生机的发挥，如点彩、泼彩、“染缬”技法等，所带来的装饰效果与审美情趣，显然与西亚以钴蓝装饰的白底蓝花器大相径庭。扬州出土的唐青花，则可能是为西亚市场生产，也有学者认为是由居住于扬州的阿拉伯人从西亚所带来①。至元代，正是由于西亚市场的刺激，主要以钴蓝釉料进行画花装饰的元青花才得以发展起来，并从此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成为中国瓷器主流。钴蓝这一色彩在经历了长时间的本土化进程后，至明代后期经文人精英阶层的加入，终于与中华文化艺术传统彻底结合，转而成为中华物质文化的代言者之一，这是后话。
在造型方面，尽管元青花的主要造型传承自宋瓷，但异域影响依然可见，除了外来器型的出现外，更主要的体现，是在器物的体量和品种类型的改变上。元青花的体量整体增大，胎体厚重，造型雄浑。这与北方少数民族的粗犷豪放有关，更与西亚市场人们的生活习俗有关。品种的更替在元青花中也十分明显，宋代常见的碗不见了，盘在元青花中占据了非常重要的地位，最为常见的宽边折沿盘显然与西亚人的使用习惯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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