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法的趋势/刘哲作品》：
不可否认的是现在的确是一个自媒体的时代。
每一个机关几乎都能拥有自己的媒体，不仅是拥有行业报纸的机关，即使没有行业报纸的机关也会有“两微一端”。
凡是媒体就希望抓住热点，就希望获得关注，这往往与司法的谦抑性背道而驰。
这种自有媒体相比于外部媒体来说，对司法可能产生的不正当影响和绑架效应要更厉害。
这种表态虽然及时，却是不够审慎的，因为案件没有经过开庭审理，没有经过举证质证，当事人还没有辩护的机会。这种不审慎的表态极有可能影响未来的司法结论。
这种绑架模式，可能妨碍真相的查清，影响案件的走向和刑罚的裁量。
因此，可以说司法与表态之间存在着矛盾。
既不能让司法机关一定不表态，又必须严格限制表态的案件范围以及表态的方式。
这需要有一定之规，因此有必要建立一套司法机关就个案发表官方意见的管理规则，可以包括：
（1）对于本单位或本行业人员相关的案件，应该慎重发表意见，防止产生先入为主的偏见。相关表态结论，可以作为管辖权回避的请求事由。正因此，最高司法机关应该尽量避免就正在处理的案件发表实质性意见。
（2）审判机关就未决案件发表评论应该受到更多的约束，评论应该主要限定在对已经作出司法裁决的部分的阐述。检察机关对于自己尚未经手，未得出有效司法结论的案件，也不应进行实质性的评述。
（3）就个案的评论应该坚持最大的审慎性原则。对于未经实质性审查，未得出有效司法结论的案件，不应发表没有根据的意见。因为基于信赖原则，公众会将司法机关自有媒体的报道视为司法结论，应该避免公众产生误判，并避免给司法官独立行使司法权带来不良影响。
（4）个案新闻报道的出台，不仅要经过司法机关新闻部门和主管领导的审核把关，还应该成立专门的司法官联席会议进行评估，从而确保该新闻尺度符合司法机关的司法严谨性。这也是在解决新闻性与司法性的矛盾。在这里，新闻所追求的快与司法所追求的审慎和分寸感是有矛盾的，因此新闻性应当服从于司法性。
（5）特殊案件在特殊时期的特殊处理可能产生导向性作用。对于在疫情期间对妨害传染病防治案件，尤其是其中一些恶性案件的处理进行报道，确实可以发挥一些立竿见影的预防作用。但是一样也应该遵循基本的新闻发布原则。
比如经手性原则：到哪个程序，哪个机关才能发表意见；还没有经手的，一般不易发表意见。就好比，对于刚刚刑拘的嫌疑人，审判机关就不宜发表坚决严判的意见。因为这个案件到最后未必一定会起诉，可能都到不了审判机关，那还怎么严判？
如果就因为法院表态能判，还要严判，检察机关就只能起诉，那就绑架了检察机关独立行使检察权的权力。因为这种特殊案件，会因为案情的展开，包括嫌疑人认罪悔罪的态度不同，甚至疫情的发展情况不同，公众恐慌感的变化，而产生不同的处理结果。也就是一开始未必能准确预测到结果。
即使法院表态要重判，但是法官经过审理，看到了证据之后，也可能发现案件本身与当初的报道存在很大的差异。因为时间仓促，对有些情况的认识带有一定的主观性，也可能是当时偏听偏信了一些情况，但现在剧情反转了。但是当时已经表态了，那最后的结论怎么下？会不会显得难以收场，进退两难？
这也是司法机关不能一上来就把话说得太满的原因，因为新闻与判决毕竟不一样，标准也不一样。
司法的严谨在于其受一系列规则和程序的约束，这是它公信力的来源。新闻当然也要忠实于事实，但是如何忠实于事实，仍然缺少充分的规则和程序，而且新闻的及时性也不容许其遵循司法一般的审慎。因为新闻不具有司法终局性，虽然影响可能很严重，但并不会直接产生具有司法效力的裁决。每一个媒体可以有自己独立的立场，同样的事实可能带来不同的结论，从而众多的独立报道就构成了一种真相博弈，让读者自己去得出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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