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共和国的故事（《环球时报》记者访谈录）》：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首届核物理专业学生，
投身新中国核事业
共和国成立的时候我9岁，可以说从共和国成立到现在，我的记忆是完整的。我1958年考上大学时，大学扩招。中国后来碰到三年困难时期，农业歉收，有些学校不能坚持下去，但我所在的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坚持下来了。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是中央考虑到我们“两弹一星”的人才需要才成立的。当时西方不只是在器材和科研成果方面，也在人才培养方面遏制我们。我就在这时候进入了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很多著名科学家像钱学森、钱三强、赵忠尧等都是我们的老师。在我大学毕业时，中苏关系破裂，苏联专家撤退，我们就被分配到科学研究的第一线。如果他们不撤退，我们只能作为苏联专家助手的助手去参加一些辅助工作。他们撤退了，我们就成了主角。原来苏联专家做的事情我们就直接做了。
如果当时中国不这样做原子弹研发的人才准备，这个领域我们会耽误五年到十年；如果当时我们不及时开展这项研究，西方对我们的遏制就会更严重。所以，中央决定做“两弹一星”的研发是非常英明的，奠定了中国崛起和不受外国侵略的基础。可以说正因为这样，我们年轻人都有机会做贡献了。我有机会参加这样的工作，是非常荣幸的事情。今天回顾起来，如果跟子孙说还觉得有点骄傲，我们从大学毕业就没闲着，一步一步地做这么多事情！你看，导弹发射也好，核弹爆炸也好，都有我们这辈人的贡献。回看当时的科学技术水平以及我们个人的学识，比今天的青年人那是差多了，但当时我们还是在一个比较领先的位置。
浦东奇迹开拓者和见证者，享誉
国际的“浦东赵”
中国刚开始改革开放时，大量地缺少干部，因为“文化大革命”，我们培养的人少了。这时候邓小平同志说要恢复高考，哪怕早一年都是好的，所以1977年就开始招生了。在这种大背景下，我离开了从业20来年的工业技术研发领域，投身人才培养和输送的新征程，1984年到上海市委组织部工作。组织部就盼着新的大学生们到来，但面临的现实是一方面没有大学毕业生，另一方面即使新大学生来了也不能立刻去当领导干部。怎么办？我们组织部就要采用各种培养方法帮助他们尽快成长。
接下来，20世纪90年代，浦东开发开始，建设浦东缺人。邓小平同志当时提出，可以胆子更大一点，步子更快一点。在这种背景下，上海市委决定提前成立浦东新区，具体时间定在1993年1月1日。从1992年秋天开始，筹备新区就成为我的主要工作了。我们当时为浦东新区选了八百名公务员，这就是后来舆论上说的“浦东八百壮士”，这是我的新征程。
人们经常问浦东开发哪几个条件最重要？我说中央的决策最重要，当时中央要求上海跟随深圳之后，成为第一个国家级新区。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上海浦东的地理位置好，长三角地区的人才条件好。所以一个人才条件，一个地理位置，在中央的号召下，上海浦东就能够发挥作用，如果没赶上这个时代，你就参与不了。
值得一提的是，当时国际舆论对中国的浦东开发开放非常不友善。他们宣称这将是中国版本欺上瞒下的“波将金村”④。外媒很多关于中国的报道都断言，浦东开发只会是口号，而不是实干。
与20世纪六七十年代“亚洲四小龙”的崛起不同，浦东乃至整个中国的改革开放面对的是更为严峻的国内外挑战。“四小龙”崛起时，西方世界对它们并没抱有警惕，在金融和科技成果转让上相对宽松。而对中国的改革开放，他们则有几种心态：一是你们根本做不成；二是如果你们硬做，我们不会在政策和科技上大力支持你们，要警惕你们成为我们的对手；三是如果真的有前景，我们也会搭这个便车。这些心态直到今天依然存在，所以用国际表达方式讲好中国故事就显得尤为重要。
国外心态复杂的同时，中国国内地区差异也很大，关系很复杂，哪个地方先开发，哪个地方后改革，需要理顺各方面的关系。
为了吸引外资，我们每天要接待很多批来访者。那时一天接待七八批外宾都是正常的，有时甚至从早到晚需要接待十几批次。我们真诚地向来访者介绍浦东的基础建设、投资环境和发展战略，让浦东交到国际朋友。其中就有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和前总统老布什、联合国前秘书长安南、法国前总统希拉克等，他们中有些来过浦东好几次。
1994年1月，老布什访问上海，我拿着激光笔在沙盘边为他介绍浦东的规划。那时激光笔还是个大块头，老布什指着它对我说，这个高科技的东西他见过，鲍威尔将军在1991年海湾战争的时候也是拿着激光笔给他讲战争局势。我说，鲍威尔的激光笔点到哪里，哪里就被炸平了，而我的笔点到哪里，哪里的高楼就建起来。老布什点头称是，还说：“如果我再年轻几岁，我也要来浦东投资。”
……
展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