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汉明帝永平求法，佛像由此传人中国。汉末桓、灵帝时，宫中设华盖以祠佛陀、老子，佛像为上流社会所供奉。三国时康僧会从交趾届建业传播佛法，“营立茅茨，设像行道”，佛教信众广及民间。中国其时已知供设佛像是印度佛教之必需，汉籍中称佛教为“像教”，这就是起因。寺院、石窟乃至于瘗埋的明器上塑绘铸刻的佛教图像，是佛教为像教的明证。佛教从印度进入中国，离开了印度文化的语境，落足于新的土壤上，依草附木是佛教生存和传播的策略，像法和佛法就成了相互维护、彼此照应的内容。从汉代佛教图像的初传到唐宋中国化佛像样式的确立，中国佛教美术经历了几轮的改梵为夏，图像与样式是其中的关键词。从佛像传播的角度去看待这一过程，图像与样式在其中扮演的角色远不仅是绘塑本身，也远不止于窟寺、塔庙及其像设形貌。在这形形色色的背后，显示的是一个民族的文化心路，类似于丹纳说的“精神气候”，它的变化决定了这种或那种艺术的出现。道释画的兴起即由精神气候所生，而图像与样式则是它的“表候”。
《图像与样式（修订本）：汉唐佛教美术研究》即以图像与样式为题，将不同时期发表的汉代至唐宋时期佛教美术的论文串连成编，一方面用以勾勒佛教美术中国化的文脉源流，另一方面从美术品的遗存中寻出图像样式作为关键词在文化传播过程中的作用。讨论的问题虽是专题式的，有大有小，但展开的是美术史的常识系统和回到常识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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