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南撰推荐序，陈尚君撰导读，辛德勇撰重版附言
治中国史者不可不读《资治通鉴》，读《通鉴》者不可不晓“通鉴学”
辨章学术，溯源而析流，发温公未抒之胸臆
卓识洞见，博深而切明，示后学治史之津梁
司马光以十九年之久，合三四人之力，撰成巨著《资治通鉴》。其用力之勤、网罗之富、取舍之慎、叙事之明、议论之精，为后世所称道，遂成一专门之“通鉴学”。
本书为近代“通鉴学”集大成之作。作者先上溯编年体史书之源，进述《通鉴》之编纂经过、助修诸人与编集程法，再论《通鉴》之史源、史学、书法，及其枝属与后继。最后，在全面总结《通鉴》得失的基础上，提出编年史改造方案。作者既存旧学之根底，而无其偏狭迂执，又得新学之神髓，而未尝苛求古人。全书述论精到，不拘囿固见，不强辟新说，多为史家持正之谈。
第一章 编年史之回溯
《资治通鉴》之所以卓绝，由彼心思魄力，规摹意度，有其超掩前人之处。言乎体制，未为空前；寻其初貌，三古已具。非温公资力之不足以言创作，乃由一种史体之肇，其势常萌于不得不然。固不容迟至十一世纪之北宋，乃克有此种形式，出现于史部新著之中也。
今若于开端之始，不明《通鉴》之体本有所因，是非惟抹杀实际而已，其尤甚者，当有二失：其一，以《通鉴》为异军突起之书。则当温公之稿未属，治平之诏未颁，编年一门，全如长夜；而自有史以来，逐步演进之迹之绩，将悉在后生知闻论究之外。其二，以《通鉴》为旧法世传之业。则是温公此书，步趋轨辙，无一而非踵事前人；而《通鉴》之质之量，所以精微广大，只立寡偶，亦将为后生所不及知。由后之说，是未知温公；由前之说，是未知前史。要之其无当于史学则一也。
今所论次，虽以温公为唯一指标，《通鉴》为唯一对象，而上下四旁之种种背景，足以产生此书，成就此书，皆宜在仅有材料之中，为之抉剔，加以检讨，庶几因果易明，而赞颂为不徒然。此在前修之中，亦非无究论之者，然或理论有待补充，或事证有待增益。
盖古来治史学史者，自唐之刘知几《史通》一书而外，其于史籍源流与史家得失，能为深谈，而目光不局于一隅者，尚不多见。《资治通鉴》成于北宋，不及纳于刘氏铨衡之环中。后贤解题之书，源流得失，粗略而已。吾谓源流备见，则得失将益昭然。刘氏之巨眼，则既不易得而多见之矣。而治斯学者，意有所专，岂能自废。此编所明者，涑水一家之书，而本章乃以初型发端，于史体见其源，即于温公见其大。源流得失，相待以明，亦《史通》之旨也。
一、编年史之初貌
今试就古来史体衍进之迹象而推明之。盖当黄帝之世，仓颉以史官而作文字，《世本》载之，后世史家无异辞。未有文字之前，先民活动之迹，存乎口耳，托于讴歌。有文字而后有简册，有简册而后有记注。故《孝经纬?援神契》曰：“三皇无文。”明书契之用，待五帝而始有。司马迁作《史记》，书上古事，自黄帝始，非无故也。虽然，今《五帝本纪》所存黄帝史迹，大都掇拾传闻，粗略已甚。其确实程度，去断烂朝报尚复远不能及。太史公博极群书，而《黄帝本纪》所据，乃舍《世本》《大戴礼记》外无他资料，抑曷故哉？曰：是未知夫古史之所记注，有异于后世史册者在也。微论七十子后学所传，若“左史记言，右史记事”，此等雍容载笔之分工办法，绝非上古朴略之世之所能具。而其时文字之用，亦复至为简质。其史官之所措意者，历算推步之学实为要端。有历算而后有年代，有年代而后有谱谍。
谱谍之书，旁行斜上，凡帝王名谥，在位年岁，传世享国修短，与其文物制作、征伐会盟之荦荦大事，散著其中，盖一稀疏断落之编年史也。太史公曰：“自殷以前，诸侯不可得而谱。” 明五帝至殷，王朝之事皆可谱也。又曰：“余读《谍记》，黄帝以来，皆有年数。稽其历谱谍，终始五德之传，古文咸不同乖异。”是知黄帝以降，固已各有系年之书。史迁所见，原具年数，徒以众本不同，是以卒用《春秋》传疑之义，略其年月，但为世表。史迁之弗论次，是史迁之慎也。而后世治古史者，欲借此众本以稍知古文乖异之程度为何如，其间大事之借《谍记》以仅存者究为何等，举不可得，是又史迁之过也。
或问： 《谍记》所存，世谥为重，安见必有大事附见其中？曰：定王五年河徙之事，《周谱》书之 ，以此例彼，何必不然？况《世本》为后来史官所辑，《大戴礼记》为七十子撰记之书，《谍记》纵简略，固当视二书为可采。史迁所见众本纪年之有差殊，盖由古代历法，有黄帝历，有颛顼历，其后三代亦各有历，非若后世之较若划一。又自仓颉以后，载笔者代有数家，其于前代系年，或循用焉，或追改焉，积久生差，遂至迷眩而不可辨。使温公当之，撰一《考异》，可以折中。举而弃之，不已过乎！
要之编年之书，与历算实相表里。黄帝迎日推策，仅为初步。下逮帝尧之时，测候精而推步详，始知四仲中星，知一岁岁实，又知以闰月定四时，以视泰西古代天文之学，远为胜之。故孔子序《书》，自帝尧始，其间年月，亦颇有存录。《尚书》非编年之体，虽年月多阙，非必即为孔子所删弃。若《谍记》至今犹存，自尧以后，则必更有粲然者矣。夫《尚书》与《谍记》同为古代王朝之官书，然《尚书》因孔子删存而布于民间，其传益显； 《谍记》藏于故府，至汉犹存，徒以子长之表三代，以世而不以年，易世而降，终焉泯废。以文字繁简言，以史官记载之难易言，《谍记》之体，必先于《尚书》，实为我国古代编年史之初貌，以今思之，是重可惜矣！
编年史之面貌，存于五帝之世者，既不可睹；而史迁所见《谍记》，其内容与可信程度，又尚属假定之谈。则其可睹而可信者，究安在耶？曰：三代之世，有其仅存者焉——夏以后之《竹书纪年》也，殷墟之卜辞也，周之诸侯史记也。夏、殷、周皆有史官，夏、殷之史，其所掌者，谱谍历算为重。何以知之？《吕氏春秋?先识览》记夏桀无道，太史令终古出其图法，执而泣之，桀暴愈甚，终古乃出奔如商；殷内史向挚，见纣迷惑，于是载其图法，出亡之周。夫太史令与内史，皆史官也。图谓谱谍，法谓历算之书，皆史官所掌，国亡而史先去之。由其递相付授，不以社稷而存亡，故魏史得记三代之年，而子长生当汉世，犹得亲见历谱谍之书焉。今以次究详之。
《竹书纪年》者，藏于汲郡魏安釐王冢，发于西晋太康三年。其书起自夏、殷、周，以夏正建寅之月为岁首，编年相次。所记皆王朝事，无诸国别，惟特记晋国。晋灭特记魏事，迄于魏哀王之二十年。杜预为《春秋经传集解》作后序，备书其事，断为魏国史记，又谓其著书文意，大似《春秋》。《晋书》束皙、荀勖等传所载整理写定之事甚悉。先秦编年之书，直接与世人相见者，《春秋》第一，而《纪年》次之。论其苞溯之远，《春秋》犹不若《纪年》也。吾尝推其传付之迹，盖夏、殷二代，诸侯无史 。王朝谱谍，因终古、向挚之抱籍先去而递入于周。周之诸侯，惟鲁公初封，尝受祝、宗、卜、史，备物典策之赐，余皆无之。自籍黡司晋之典籍，而辛有之二子，自周适晋为太史，共掌典籍，晋于是有董史 。晋亡而史入于魏，故魏之史官，得记晋事，又因辛有之仕晋，而得备记夫三代王朝之事。是知《竹书纪年》记夏以来，实有所承。一旦因汲人发冢，得出人间，文化界一大幸事也。虽然，《竹书》原本诚足贵，而断烂之余，束皙等以今隶写之，则已不能无脱误矣。尤可异者，晋写本自魏迄唐，如郦道元之注《水经》，司马贞之注《史记》，引用各数十条，而今世传本，乃多与二家所引互异。又杜预称《纪年》起夏、殷、周，而世传本起黄帝。《晋书?束皙传》谓夏年多殷，而世传本则殷多于夏。故清儒崔述首疑其书，以为宋人书目，《竹书纪年》不见著录，必因唐末五代之乱而失之，仅于前人所征引存千百之一二；今之传本，乃为妄人不自量度，采摘《水经》《索隐》所引之文，而取战国邪说、汉人谬解、晋代伪书以附益之，作此二卷，以肆其欺 。崔氏之论，可谓巨眼。尔后朱右曾有《存真》之作，王国维有《辑校》之作，原书面目，始稍稍可识。然而通人恨其太寡，末学者仍不免为赝本所欺。良由晋写本行世以来，传习甚稀，不为学者所重 ，故不久泯绝，竟不能于前史有所补益，仅于故书雅记之中存征引之迹于千百之十一而已 。
殷墟卜辞者，皆殷代龟甲、兽骨之刻文，以清光绪中出土，可识者不及千字。据上虞罗振玉所辑，凡卜辞一千一百六十九条，有关于祭祀者，关于渔猎者，关于风雨出入征伐若年岁者。其间社会组织、文化状态、战征之规模，乃至殷代先公先王之名字，皆略可考见。近代孙诒让、王国维诸家，各著专篇，取证经史。最近学人，本新史见地，就仅存资料，以估定殷代社会者，亦有其书。诚重之也。古代史官，其职掌恒与卜祝相连，若天道，若鬼神，若灾祥，若卜筮，若梦，其占验常见于左氏之书，是其明证 。故殷墟所得卜辞，其事虽殊，其文则史。古者国有守龟，靡事不卜，则是积全殷之卜辞，可以成一极详且备之殷史，无可疑也。所惜者，殷代年祀绵长，此一千一百余条之卜辞，仅如太山之一粒微尘。又散乱之余，全无友纪；年月先后，莫可董理。故卜辞终是卜辞，而不可便与《纪年》之书同视。惟卜辞间系干支，可以想见殷之史体，必已详记月日。又卜辞字句简质，甚于《春秋》，逆计其时策书文体，必亦相去不远。《谍记》既亡，《竹书》又伪，殷代编年之史，惟借此仅见之卜辞粗存面貌。且因卜辞之仅存，而益信殷代确已有其编年之史体。是则推论之可必者也。
周之诸侯史记者，《史记?三代世表》序曰：“自殷以前，诸侯不可得而谱，周以来乃颇可著。”明诸侯之有史，始于周也。观于传世之周代金文铭辞，及《周书》中可信诸篇，乃至鲁史之所藏，孔子适周之所观，皆可以见周代史官书事之详，远胜夏、殷，王朝史实，于焉大备。虽然，今《史记?周本纪》所书王朝事迹，远不若其列国世家之周浃赅备，则以周史已亡，而《春秋》独存也。其本纪中所存周事，犹有年月可见者，则以周史虽亡，其大事颇因《春秋》之存而幸存也。《春秋》为诸侯史记之一，他国亦有史，非鲁国之所独有，故今之所标，不曰《春秋》，而曰诸侯史记也。请备论之。周代建官，史职最备。辛甲、史佚皆周初史官之著者。载籍所传，自《周易》《周礼》《周书》《周颂》而外，又旁溢而为《周谚》 《周志》 《周语》 《周说》 。繁侈若斯，则编年史自所必有。然而其事多佚，其体无闻者，则以敬王之季，王室有乱，王子朝奉周之典籍以奔楚。逆计是时册府旧藏，乍经波荡，必已残缺而不完。第《史记》谓孔子适周，论史记旧闻 ，疏家又有使子夏求周史记，得百二十国宝书之说 。则周之史书，与列国策书之上于王朝，掌于外史者，度尚未尽归泯绝。及夫秦既得意，烧天下《诗》《书》，诸侯史记尤甚。《诗》《书》虽以多藏人家而复见，史记终以独藏周室而废灭 。于是周史亡，而夏、商以来绳绳勿绝之史亦亡。此乃三代文献一大公案，司马子长惜哉之叹所为作也。其史事之不尽佚，史体之不尽无考者，则以孔子宣布六经于民间。《尚书》《春秋》，传习在人；文、武之道，得勿废坠。于是周之史事，借《尚书》《春秋》而存其十一；周史编年之体，亦借《春秋》而略可考见其面貌。后世刘知几著《史通》，考论前史，首挈二家 ，固见史统之尊，亦可以见孔子之功实在万世。何者？秦政酷烈，李斯逢恶，凡史官非《秦记》皆烧。味此一语，正不知多少宝书，烬于一旦。微孔子，则并此四代记言之书，与二百四十二年之鲁史，亦将无焚余之可存矣。岂不然哉？岂不然哉？
再版自序
自 序
第一章
编年史之回溯
一、编年史之初貌
二、《春秋》之于史学
三、《左传》之于史学
第二章
《通鉴》编集始末
一、温公著书始末
二、助修之人物
三、编集之程法
四、书成之后事
第三章
《通鉴》之史料及其鉴别
一、《通鉴》之史料来源
（一）正史
（二) 编年
（三）别史
（四）杂史
（五）霸史
（六）传记（碑碣附）
（七）奏议（别集附）
（八）地理
（九）小说
（十）诸子
二、《通鉴》之史料鉴别
第四章
《通鉴》史学一斑
一、《春秋》之意
二、《左传》之法
三、儒家之宗旨
四、本朝之背景
五、著者之特见
第五章
《通鉴》之书法
一、关于年者
二、关于人者
三、关于事者
第六章
《通鉴》之枝属与后继
一、《通鉴》之枝属
二、《通鉴》之后继
（一）踵纂派
（二）注释派
（三）订补派
（四）论断派
第七章
《通鉴》之得失与编年史之改造
一、《通鉴》之得
二、《通鉴》之失
三、编年史之改造
张煦侯《通鉴学》重版附言（辛德勇）
张煦侯先生博通文史，其力作《通鉴学》成书于抗日战争期间艰难困顿之中，林居六载，风雨其晦，先生于《通鉴》独有会心。该书自“编年体回溯”入手，对《资治通鉴》的史源、鉴别、宗旨、书法、枝属、后继以及得失等方面进行了全面系统的梳理，全书言简意赅，论述精严，次第分殊，务求其信，堪称研究《资治通鉴》的经典之作。
——邓小南，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院长
《通鉴学》存旧经史学之精神，有新学术的理念，对编年体源流之梳理，对《通鉴》创新与史法的揭示，对司马光在经世致用思想主导下纂著《通鉴》，存史事，析名分，重纲纪，弃褒贬而明史法，叙人事而忽天变，倡一统而轻正闰，究真相而详考证，都有绵密之分疏与论列。其立场既不同于宋元理学之迂执，又不似今日学者那般以后世概念套古人作为，能在传统礼法与道德的立场上，在传统史书与文学书写的技法上，揭示《通鉴》的特见与司马光的学术勇气。就此数端言，此书自有其不可替代的学术价值和地位。
——陈尚君，复旦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教授、中国唐代文学学会会长
与崔万秋先生的《通鉴研究》及柴德赓先生的《资治通鉴介绍》相比，张煦侯先生这部《通鉴学》，是目前我所见到的一部论述zui为详明的《通鉴》导读书籍了。
——辛德勇，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