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厚宣说：“殷代历法已经有了闰月，闰月所以调节四时。尧典：以闰月定四时成岁，则殷人已有四时的观念，乃毫无问题。”（释殷代末年于四方和四方风的祭祀）又言：
甲骨文的四方和四方风名，由上看来，与四时相配合，也好象有些线索。但是关于四时的字样，则还一直没有被认识出来。甲骨文春秋之义，用作年，并不是说的春天和秋天，夏冬二字，用为夏季、秋季之义者，迄今亦有待发现。
有四季之分期而不见四季之名称，应如何解释这一矛盾？我认为解答这一问题的关键，是应将自然季节与农业季节相区分。东周以后，此两种季已密切不分。但在殷商以前，则很可能二者是不相同的。
杨树达释商代四方名，认为皆与草木有关，即以草木之象区别四时的变化。（胡厚宣先生认为“其说可通”，见《复旦学报》1956年第1期）他认为析者，即取象于草木甲忻茁长。故析即商代春季之名。夹即荚，草木荚实。此为夏季之象，亦即商代夏季之名。夷者杀也。秋气肃杀，故用夷为秋季之名。勺即伏（于省吾说，《甲骨文字释林》），谓万物藏伏。是冬季之象。并用作冬季之名。
故商人称四时之名，实与后世不同，而其根据，则来自对四季自然现象的观察。周人的四季名称则与商人不同。他们可能首先采用了春夏秋冬的称法。汉经学家训四季名称谓：春者屯也，动也。夏者大也，秋者熟也。冬者终也，四名皆与农事有关。
周人农业发达，而商人牧业发达。所以称四季为析、荚、夷、伏，皆取象于草木自然。而周人名四季为春夏秋冬，则根据于农业生产。
在西周，周人仍只祭四方神。《礼·曲礼》：“天子祭四方。”《公羊僖三十一年>：“天子有方望之事。”何休注：“谓望祭四方之神”。另配上一个土神，或称社神。《诗经·小雅·甫田》：，“与我牺羊，以社以方。”郑笺：“秋祭社与四方。”何楷《世本古义》亦谓：“方社祭四方之神及后土”。
逮于晚周，四方神转化为东西南北四帝。四帝配星各主二十八宿中之七宿。此俗应与《尧典》中的四方四季分配“鸟、火、虚、晶”四星有关。但是，自周人把“五”的数字崇拜观念注入了这一系统后，遂将北斗七星别立一主，作为“中宫”，由此而演出新的五方神即五帝的观念。
郭沫若《金文丛考·金文所无考》谓：
“五行之观念，亦为金文所无，金木水火土等文字虽见，然义均实质，绝无神秘之嗅味，因之五行生胜，命德转移及五方五祀之说，均无丝毫痕迹可以征考，《洪范》-文，其名构成意识之产物，与《禹贡》《周易》同，绝非自然发生之文字，亦绝非周初所宜有。”又谓：罗振玉《殷虚契考释·礼制篇》言商代祭有五方帝……余旧亦颇是认此说，然细考实依稀仿佛之说也。此所谓五方帝者，纯属皮傅而已。
这一说法是有坚实根据的。
《史记·封禅书》云：“五帝之祀始于秦”。说秦初只祭四帝，至春秋晚期才增人中央帝成为五帝，这一演变说明四方神转变亦为五帝系统的时期，至早亦应在晚周春秋之世。
三
五方与五帝观念，必待二十八宿与北极（中宫）观念确定以后。天与地的观念是相对应的。天有四方、四神，地也有四岳、四祗。所以商人并没有地之中土观念。他们当时甚至尚没有大地一体的概念。他们所言的“土”，都是很具体的。他们的“中”，也具体地指所处的居邑，而没有大地中心的观念。（对于地“中”何在的问题，直到战国时期还是一个在辩论着的问题。见《庄子·天下》：“我知天下之中央，燕之北越之南是也。”）
殷商人多次迁徒，也就说明了他们并没有地中心的概念。但在春秋时天上中宫的概念形成后，地上五岳的概念也相应出现了。这时才有了五方神和五帝的说法。因此，是五数崇拜、方位崇拜、四时崇拜与星象崇拜的结合，最终构成了五宫、五方、五帝的概念。而这一概念的出现，为五行理论，从宗教神学方面准备了条件。
但是，五行学说的出现，还要有一条件，这就是哲学的条件。春秋时出现的五材说正提供了这一条件。
五行观念的质料构成因素，是春秋流行的五材学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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