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正的建筑学是要在中产阶级与知识分子中生根的。因只有知识分子有治学必要的智慧，以及合理的思考方法。只有他们是肯脚踏实地做切合实际的思考，也只有他们拥有敏感的禀赋，可以为艺术之创造。在上文的讨论之后，我们必须承认，他们确实有他们的作法，而能别成系统，不如一般人所想象，为弃建筑于不顾。然则，一个真正的强有力的系统为何没有建立起来？他们在中国建筑史的地位为什么只是若隐若现的？我们若不能找出它的病根，则一个新的知识分子的建筑观永无法建立。
第一个原因，在我看来，是由于建筑师如同画家，未能专业化，必由士人兼能之。而士人“学而优则仕”，中国的读书人永远没有与官家脱离干系，因而官家的诸制度，无不或多或少地潜存在每个读书人的心中，且具有重要的影响力。因此之故，我国士人，或多或少有两面人的个性，有时候很不容易为一个现代人所了解。他们歌颂自然，与友人酬和退隐的闲情逸致，但心理上常常随时准备接受宫廷的任命。财富与名禄并不能轻易为大自然的景色所取代。这当然是文化中过分的理想主义与过分的现实主义之冲突所造成的。而健全的建筑必须产生在健全的、发展均衡的现实主义与理想主义之间。比如说，中国士人是以陶渊明为理想主义者之代表的。如果沉醉于陶诗之清幽的读书人都满足于茅屋三间，建筑学自然是不必要的。绝对的精神生活中没有建筑思想的位置。可是他们的真正目的仍是在做官，而官运有时一定要善于折腰，属于过分的现实主义。读书人常常折腾于两者之间，无法安于现实。在这种情形下，诗词的酬和，书画的馈赠，尚可凭一时的感兴与传统的技巧训练而轻易为之；对于耗资费时，又颇与社会地位相牵连的建筑，则不能不有所迁就，甚至背其道而为之。故笔者粗浅看来，建筑在士人阶级中，是这独特的心情的矛盾下的牺牲品。
第二个原因，是与本文的讨论直接有关，应该在此作较仔细的说明。我们曾经一再提到，文人建筑思想中的敏感度，直接来自文人的艺术——文学、绘画与金石等。因此，显而易见的，文人的艺术中所拥有的缺点，亦不折不扣地带到建筑里来。不但如此，因为文人艺术的性格属于心性之陶冶，以现代的用语来说明，是在现世残酷的生活中一种求慰藉的方法，或者，一种忘我，一种对现实的逃避，对于需要健康而乐观的人生观为基础的建筑艺术，是不能十分契合的。至于流于颓废之艺术，更是相去远矣。
换句话说，建筑作为一种艺术，需要高度的敏感。对大自然、对环境、对空间、对材料都要有适当的美的斟酌。但这种敏感绝不能超出于实存的物质环境之外。亦即是说，建筑是与现实（Reality）脱不开的。
我们的文人艺术家们正是过度地使用了他们文学的心弦。由于他们对大自然的现象有着锐敏的反应，如果把人生的大问题，诸如生、死及生命的意义等，托附着反应于自然界的感觉表现出来，其结果是一种近乎唯美的伤感。伤感亦白锐敏的观察而来，但其结果却是不健康的，是幻觉的，脱离了理想与现实。我们的文人，在上节所述的矛盾的心境之下，以这种不健康的伤感为乘载，划入梦境而不自觉，反映在建筑上，是极为清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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