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可以看到，陈垣的中华文化观包含两方：一方为外来宗教、文化，另一方为中华文化：外来宗教、文化可以融人中华文化，但是不能改变后者；中华文化海纳百川似地容纳外来宗教、文化，本身得以丰富，但是本质不变。综合陈垣的分析，他对宗教与中华文化的关系，可以总结为：宗教是文化的一部分，而不是全部；宗教可以丰富文化，但不能改变文化，中华文化是“海”，“海无所不容，故无所不化”。总而言之，中华文化是中心，是本位，陈垣的中华文化观是基于他对自己民族文化的关怀，中华文化是处于中心地位的。
陈垣的中华文化观又是开放的，任何外来宗教都可以含纳于中国文化之中，也都有可能成为中华文化的一部分。作为基督教徒，他所持的信仰也是一种开放的信仰，他对事物的看法没有囿于自己所信的宗教；作为基督教徒，他也没有否定中国文化，他的文化观以中华文化为中心，不单是容得下基督宗教，也可以包容不同的宗教，不论是外来宗教还是本土宗教（详见第五章），不论这宗教是古代来华的还是现代来华的。也就是说，陈垣胸怀博大的宗教信仰，不单没有阻止他对中华文化的关怀，更让他可以在肯定中华文化为中心的前提下，以平等、客观的态度研究不同的宗教。
在当时的时代，陈垣的中华文化观实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1920年代中国知识界刚刚经历了“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思想洗礼，“内感民族文化之衰颓，外受世界思潮之激荡”①，易走两个极端：或者是持文化保守主义，认为中华文化优越，而拒绝接受外来影响；或者持全盘西化观点，要将西方文化全盘带人。而陈垣的观点与之都不同，他既反对前者的封闭保守，又反对后者的极端崇洋。他对中华文化具有坚定的信心，但同时也不拒绝外来文化的影响。这些深刻的思想，都寄托于陈垣所著的外来宗教史的研究，可以说，《古教四考》和《元西域人华化考》等，既是宗教史著作，也是陈垣对现实思想潮流的自觉回应。许冠三对《元西域人华化考》有这样的评语：“对二、三十年代的中国文化教育界来说，它的出众处，非但是题材新颖，发前人所未发；而且在内容上剪裁得体，新旧两派可以各取所需。在守旧派眼中，它可显露中华文化之伟大，用夏变夷，又有新证；在革新派看来，它可以扩大国人胸怀，有助中外文化交流。”①此语然也。
关于中西文化的讨论，在一度喧嚣之后，20世纪30代逐渐归于沉寂，也大体达成一致的看法，即中西文化应当融合，只是融合的方式策略各有不同。如同陈垣一样，其他历史学者，对中西文化学术的观点并未在激烈讨论时登上言说的潮头，他们都是在自己的研究或者论述中提及个人的社会关怀和文化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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