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书画理论方面也对元初文人圈产生巨大作用。特别是其提出的“古意”说以及“书画同源”理论，被元初另一位文人汤厘写入《画鉴》一书中并进行了系统阐述，确立了“写意”理论体系，对元以降的绘画走向奠定了理论基础。因此，研究元代的书画理论及书画风格都离不开对赵孟頫的研究。赵孟頫的“古意”、“书画同源”思想的产生有两个根源。第一个根源是基于宋代苏轼、文同、李公麟、米芾等文人画家绘画实践基础上形成的文人画理论。在宋代的画论、书论中，已经可以看到对“古意”及“书画同源”思想的零星阐述，只是并不系统。宋代以文治国，由此催生了一大批具有深厚文化基础的士人阶层，士人阶层不同于职业书画家，也与明代文人有很大的不同，他们皆具有一定的官职，书画艺术只是业余爱好。在这一前提下，宋代文人的书画具有很强的自娱自乐功能。他们创作的作品不需要像职业画家那样寻找买者，因此具有更强的自我表现成分，以抒发个人感情放到首位，由此在画面表现上带有了意象性的特征。对书画家个人品格的强调也是从宋代开始形成的，在这一观念带动下宋元以降的画史、书史著作强调了作者个人品德修养对作品的影响，甚至作为决定作品优劣的关键性因素。在宋代的绘画理论中，对此多有阐述。比如郭若虚的《图画见闻志》中就提出了“气韵非师”的思想，言“人品既已高矣，气韵不得不高；气韵既己高矣，生动不得不至。所谓神之又神，而能精焉”。另外，南宋邓椿在《画继》一书中言：“人品既己高矣，气韵不得不高；气韵既已高矣，生动不得不至。”更加强调了人品对绘画艺术的决定性影响。认为绘画艺术的最高水平气韵并不是靠技术的不断熟练才可以达到的，它是由创作者的个人修养决定的。人品作为绘画水平高低的决定性因素，同时影响到了对书法的品评标准。由此郭若虚又说“矧乎书画发之于情思，契之于绡楮，则非印而何？押字且存诸贵贱祸福，书画岂逃乎气韵高卑？”因为书法与绘画一样，都“发之于情思”，与创作者的个人思想感情有密切联系，因此书画具有一致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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