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在长江文明这一中华文明另一源头的内部，江南文化的审美性与其他区域文化也有着相当的差异。在历史上的审美精神形成的过程中，只有江南文化是最名副其实的审美，最具有代表性的是魏晋南北朝时期的“魏晋风度”。正是在这片土地上而不是同为南国的巴蜀、荆楚、闽粤演绎出了宗白华先生所说的“精神史上极自由、极解放、最富于智慧、最浓于热情的一个时代。”自给自足的庄园经济、悠闲安逸的土族门阀用惊人的智慧、华美的文笔、经验的服饰、怪异的思维向北国的民族演奏一段中国最难以抹去的自由的审美的乐章。按照李泽厚先生的观点，其主要表现在人的主题和文的自觉上，其实，无论是人的个体性从社会中凸现出来，张扬个性与审美，还是文学上的为艺术而艺术在本质上是完全一致的，即它们拥有其他区域文化没有的特性，“他们畏惧早死，追求长生，服药炼丹，饮酒任气，高谈老庄，双修玄礼，既纵情享乐，又满怀哲意，这就构成似乎是那么潇洒不群、那么超然自得、无为而无不为的所谓魏晋风度；药、酒、姿容，论道谈玄，山水景色……，成了衬托这种风度的必要的衣袖和光环。”同为南国的巴蜀、荆楚、闽粤都根本不能与之相媲美。即使是荆楚文化代言人的屈骚美学浪漫精神，不仅显得身单影孤，绝少集体呈现的壮阔气势，而且，嵇康之流在个性张扬的飘逸与人性的内在分裂的痛苦的完美契合上非屈原所能比的。马克思给人类社会的发展划分了三个阶段：“人的依赖关系（起初完全是自然发生的），是最初的社会形态。”“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是第二大形态。”“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生产能力成为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是第三阶段。”以魏晋风度为代表的江南文化在中国封建社会的发展上堪称一个“自由个性”的阶段。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的学者才会大胆地把中国诗性文化的审美精神交付给偏安一隅的江南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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