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没有了兵，便把所有的辎重兵、伙夫、马夫、护士兵、勤务兵等等都编成战斗兵，去守阵地。军佐们、军医们也都上了火线。指挥干部们表现的英勇力量是惊人的，牺牲也是惨重的。三分之二的营长阵亡了，连排长死的更不用说。……最后的一个星期，弹药缺乏到令人不可置信的程度，每个人只能分到十颗手榴弹。……当然战斗力就差了，但决心与士气却相反而更行旺盛。
突围的少数人，“沿途看见同胞们流离颠沛的苦况，惨不忍言！……我们这次突围后，更知道祖国的可爱，国土的宝贵，誓将此身与敌人战斗到最后一滴血！”
安娥在整个抗战期间，自始至终坚定不移地通过一切文艺形式歌颂这场伟大的民族解放斗争。她有多篇诗文热情赞扬敌后的抗日斗争，也同样热情而真诚地歌颂和报道正面战场的我军英勇将士不怕牺牲的精神。但作为一个进步作家，她在支持政府抗战的同时，又与当局保持一定距离，写文章不回避抗战现实中消极的一面。
安娥始终保持着自由职业者的地位，她在《历史思想自传》中说，1938年“宋美龄给了我一个她的秘书的待遇，200元我收了两个月便借故不收了”。1940年安娥在五战区采访，李宗仁夫人郭德洁“留我在她的妇委会工作，她当众宣布已把我留下来了，我始终没答应，我说我是搞文艺的，不好工作。她为这个对我不满”。
安娥和国民党上层人物认识得很多，她到五战区来采访主要是因为和韦永成的关系。韦永成是白崇禧的外甥、蒋介石的侄女婿、李宗仁三弟李宗义的妻弟，1925年由李宗仁资助到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1927年初安娥到中山大学，和他同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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