邢小群，知名学者，中国青年政治学院教授。近年致力于口述历史工作，著有《丁玲与文学研究所的兴衰》《凝望夕阳》《往事回声》《我们曾历经沧桑》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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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次婚姻
　　1912年，郭沫若接受了一件父母为他安排的令他终身悔恨的事——与张琼华的婚姻。
　　这件事，不能全怪郭沫若的父母。早在10岁之前，郭沫若就订过婚，但女方早天。他受旧小说中的风流、新小说中的情爱的诱惑，从14岁起，就不愿从速订婚，对自己未来的婚姻心存着“水底月，镜中天”的希冀。父母体谅他不愿早订婚的心理，每有婚事提说，都征求他的意见。在他的推却中，先后有四五十家人家来提过婚。一次有人给郭沫若说了一位姓王的姑娘，此时他的五哥刚刚死了未婚妻，家里就把那女子许给了他的五哥。这位五嫂与郭沫若同龄，郭沫若曾这样描写过她：“小巧的面庞，双颊晕红，双眉微颦，眼仁漆黑……高矮适中。”五嫂的父亲是做县视学的。郭沫若上学时，经常打从她家的房前过，他见过她偷偷向外看的模样。后来五嫂说，在她们家的一张小学堂毕业生的相片上，郭沫若的形象给她留下的印象很深：“人又小，要去站在那最高的一层……把胸口挺着，把颈子扛在一边，想提高你的身子。……那也正是你的好胜心的表现。你凡事都想出人头地，凡事都不肯输给别人。”这当是家中女眷中的红颜知己了。想来她家曾想给郭沫若说亲，不能说没有她本人的属意。不想这五嫂，结婚当年生了个男孩儿，生产三个月后得“产后痨”死去，临终前呼唤的竟是远在成都读书的郭沫若：“八弟！ 八弟！你回来了，啊，你回来了！”为此，郭沫若很是感伤。想当初，五嫂在娘家时，几乎与郭沫若同时得了伤寒，又同时病好。郭沫若的四姐后来说：“你两个幸好不是夫妇。假如你们是夫妇，别人会说你们是害的相思病呢。”郭沫若病好后，留下了中耳炎、脊椎炎的病症。五嫂的后遗症是轻微的肺结核，这种病是不能生孩子的。 可见，在无知的社会里，中国女子的性命是何等的低贱。即便如此，比起郭沫若和他五哥的“未婚妻”来，五嫂算是来去有痕的。 因为有那深谙的相许，又因为有那识破了的“知己 ”。郭沫若说：“在我心中印着一个不能磨灭的痕迹。只要天上一有月光，总要令人生发出一种追怀的怅惘。” 郭沫若19岁时，母亲开始担心他会成为鳏夫，未经他首肯，就定下了他与张琼华的婚姻。郭沫若默许了。来说亲的远房叔母在他家人的印象中说话很有信用。她说，那女子人品好，在读书，又是天足。这位远房叔母还了解郭沫若的心思，知道他倾慕于他三嫂的美貌和五嫂的人品。所以她对郭家人说，张家姑娘绝不会弱于郭家任何一位姑嫂，“人品和三嫂不相上下”，这就给郭沫若留下了期待，幻想着家里包办的姑娘能和他三嫂的两只手一样，有着像粉棠花一样的颜色。她的容貌若真的如山谷中的幽兰、原野中的百合呢？因为他的一个弟弟、两个妹妹都已订了婚，他的婚事再拖下去，就要影响弟妹们的佳期。况且他已二十当龄，再说婚娶尚早，已不能成为借口。出于对母亲的体谅，他同意了这门亲事。但结果是，新娘一下轿：竟是三寸金莲！“啊，糟糕！”他心里一惊，这是第一个糟糕；待掀开盖头一看，没有看见什么，只看见“一对露天的猩猩鼻孔”，正对着他。这是第二个糟糕。
　　他二话没说返身走出了洞房，他感觉受到了莫大的欺骗。他觉得，自己恰被家乡的谚语言中：“隔着口袋买猫儿，交订要白的，拿回家来竟是黑的。” 母亲苦苦劝慰，甚至责备他不孝：“你这不是做儿子的行为，也不是做人的行为……”事已至此，他不得不妥协了。他说自己是在家里的逼迫下失去了 “童贞”。从此悲苦不堪。
　　后来，郭沫若在一篇文章中谈到原配张琼华时，戏谑她为“黑猫”。张家与郭家也算门当户对，张琼华的父亲中过秀才，家有两百多担田租。张琼华读过私塾，学过《女儿经》《列女传》。郭沫若在标题为《黑猫》的文章中说：“我一生如果有应该忏悔的事，这要算是最大的一件。我始终诅咒我这项机会主义的误人。 ……她不是人品很好，又在读书吗？她处的是乡僻地方，就说读书当然也只是一些旧学。但只要她真正聪明，旧学也有根底，新的东西是很容易学习的。我可以向父母要求，把她带到成都去读书，我也可以把我所知道的教她，虽然说不上是爱情的结合，我们的爱情不是可以慢慢发生的吗？——是的，这便是我的机会主义。”其实看照片，张琼华并不像郭沫若写的那样可怕。她可能与他的理想中人差得远了些，就让他形成了一种成见性的看法。
　　郭沫若到日本与安娜（后文详述）同居后，曾几次写信想和张琼华解除婚姻关系，都招来父母的指责。郭沫若怕伤父母的心，也担心张琼华想不开自杀，所以不得不打消离婚的念头。对于这一切，张琼华恐怕是不知道的。
　　她常去“求菩萨保佑我夫平安无事”，每天都要把结婚时的家具擦拭一遍，这成为她生活中的一项重要内容。她以这种方式盼望着，终于在1939年3月，郭沫若父亲病重时，等来了郭沫若的返乡省亲。这时距郭沫若离家已26年。郭沫若的母亲是1932年去世的，当时郭沫若还在日本。郭母知道八儿在日本已有一妻子，担心张琼华将来无所依靠，临终时曾有遗嘱：“他日八儿归来，必善视吾张氏儿媳，毋令失所。”郭沫若听了母亲的遗言，又听家人叙说多年来张琼华如何侍奉他的父母，便对张行了三个长揖到地的大礼。为了向张表示感谢，郭沫若还给她题了两首诗，短跋中特地写上了“书为琼华” 四个字。并逗趣说：“如果往后没有钱用，可以拿它卖几个大洋。”张惶恐万端，说饿死也不会去卖。
　　1939年7月，郭沫若的父亲病故，郭沫若偕于立群和他们刚出生不久的儿子汉英回来奔丧。张琼华把自己的卧室——也是当年与郭沫若的洞房—— 让给郭沫若和于立群，并买鸡买鱼尽心照顾于立群母子。再麻木的人，这也是一种心灵的伤害。我们只能看做张琼华无奈中的善良吧。况且自己没生育，把郭的骨血视为己出也是可能的。郭父丧事办完，郭沫若与于立群从大佛坝乘飞机返回重庆，张琼华与家人一起去送行。知道丈夫已不属于自己，这心如枯井般的女人将怎么打发日子？她把郭沫若在其父死后写的长达七八千字的《家祭文》背得滚瓜烂熟，常常泪水盈眶。
　　郭父去世之前，曾把家产分给儿子，郭沫若名下分得数十担租谷。 由谁来掌管并享有这部分租谷，家里人意见不一。有的认为应该给张琼华；有的则认为张氏与郭沫若只有夫妻名分，无夫妻之实。为此，家人写信给郭沫若。郭明确回复说：“全部归张琼华支配。她孤身一人，只会帮家事，没有别的收入，就靠这些租谷过日子。” 1949年以后，没了租谷，郭沫若每月给张琼华寄去基本生活费。
　　1963年，张琼华在侄女的动员下，到了北京，想见见郭沫若。郭却没有同她见面。郭沫若身边的工作人员遵嘱陪她到故宫等处游览了一番，并为她买了一只铝锅、一块灯芯绒和其他生活用品。工作人员劝张琼华在北京多住些日子。张说：“他太忙了，我不能在这里分他的心。”便悄悄地走了。
　　张琼华在郭家做了“一世的客”，守了一辈子空房，死时90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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