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乎死生：书法与生命意识
一、
谈书法，当然绕不过《兰亭集序》，可是到底又有多少人读懂了它呢？试看这一段：
古人云：“死生亦大矣！”岂不痛哉！每览昔人兴感之由，若合一契，未尝不临文嗟悼，不能喻之于怀。固知一死生为虚诞、齐彭殇为妄作。后之视今，亦犹今之视昔，悲夫！
百度百科说：“动荡不安的魏晋时期，带给人们严重的不平衡和压抑感，而优美的自然环境却能使人在身体和心理上获得短时的安静和松驰，自然景观一跃成为人的一种内在需要。人们开始了从自然中去超凡脱俗，在观赏自然中体悟人生道理。‘仰观，俯察’宗白华说这是古代哲人、诗人观察世界的两种特殊方式。？这一段正视生死，隐含对儒家死生观的批判。儒家重生而轻死，对死亡这一人生终极问题避而不谈，是不能为人接受的。”
嘿嘿，原文明明是反对庄子的，这篇解说居然把它说成了是批判儒家，真正妙哉！
古人还不至于这么离谱，但也未必靠谱。如吴楚材《古文观止》卷七说：“通篇着眼在死生二字。只为当时士大夫务清谈、鲜实效。一死生而齐彭殇，无经济大略，故触景兴怀，俯仰若有余病。”余诚《重订古文释义新编》卷七则说：“因游宴之乐，写人生死之可悲，则兰亭一会，固未可等诸寻常小集。而排斥当日竞尚清谈、倾惑朝廷者之意，亦寓言下。林西仲谓古人游览之文，亦不苟作如此。信非诬也。至其文情之高旷、文致之轻松，更难备述。”
这都是从对时代的批判着眼，认为是反对清谈，想要经世济民。但这其实又是以儒家胸怀来看待王羲之了，说此文高旷、轻松，更是可笑。
实则《兰亭集序》的内容主要是说聚会非常好、非常快乐，但这么美好的聚会却令人乐极生悲，想到人生苦短。因此它是个悲伤的文献，讲人面对时间的哀伤。在哀伤中，王羲之还有个重要的体悟，发现庄子所说的”齐物等观””齐彭殇、一死生”都是骗人的。
庄子教人不要执着于大小长短。大小是相对比较来的，人陷在这些比较之中就不能见到天地之大美了；假如从大宇宙的观点来看，一年、十年、一百年有多少差别呢？一个出生就死掉的婴儿，和活了八百岁的彭祖又差多少呢？庄子常常拿死亡开玩笑，是想去除我们对死亡恐惧。王羲之却认为这只是个理论上的空话，故曰：“知一死生为虚诞、齐彭殇为妄作”。
之所以如此说，不是反儒或行儒，而是因为他是道教徒。他们是个著名的道教家族，故根本不信老庄思想，王羲之还有一杂帖说：“省示，知足下奉法转道，胜理极此。此故荡涤尘垢、研遣滞虑，可谓尽矣，无以复加。漆园比之，殊诞谩如不言也。吾所奉设，教意正同，但为行迹小异耳。”(《全晋文》卷二五)
照目前一般人的理解，魏晋不就是清谈老庄吗？怎么会批判老庄？道教不就是老庄的宗教化吗？王羲之既是道教徒，又怎么能不信老庄？
这就是上述那些歪七扭八的解释之所以出现的缘故，由于对传统文化无知。
道教很复杂，教中有教，且大多数教派不都信奉老子。如汉代太平道，其理论是说天地生病了，我要像医师一样来治理它，将来更会降生一位真正的太平帝君，帝君出现以后就天下太平了。它即不奉老子或太上老君。
魏晋以后，上清道崛起，也有自己的经典《上清大洞真经》《黄庭经》等，道法主要是呼吸吐纳加上内观，观察我们身体内部的变化。
在汉魏还有另一个灵宝道，宗旨不是教人修炼成仙，而是要普度众生，主要经典叫《灵宝度人经》。因此上清道士见到死人是不能去超度的，他们须涵养生气来克制死气才能长生，碰到死人是晦气的事，将大大折损修炼的功力。故远远看到人家抬棺材出殡就要躲起来，最好是藏到水底，回家后还要沐浴更衣。灵宝则相反，要普度一切天人。
此外还有丹鼎道士。他们不只吃草木之药。草木本易于衰朽，所以要吃不朽的东西，例如吃矿石吃金子，慢慢身体变成金子那样就不朽了。可是一下吃那么多也不行，会变成吞金自尽。所以吃这些金属是有方法的，不能直接吃，而是要用鼎炉烧炼成丹药吃，故称为丹鼎道士。这是中国最早的的一批化学家。主要是拿硫磺、丹砂、铜、铅等等去烧炼，吃了大补。过去鲁迅讲魏晋的文人与药与酒，讲的就是这类事。酒是行药的，药是五石散之类，吃了以后大热。所谓“魏晋风度”，多与他们吃了药有关。
汉魏南北朝期间情况如此，信老子的，仅一个天师道；庄子被道教人士信重，则要晚到隋唐。
王羲之一家人都擅长书法，其子献之，善草书；凝之，工草隶；徽之，善正草书；操之，善正行书；焕之，善行草书。黄伯思《东观余论》云：“王氏凝、操、徽、涣之四子书，与子敬书俱传，皆得家范，而体各不同。凝之得其韵，操之得其体，徽之得其势，焕之得其貌，献之得其源。”其后子孙绵延，书法之传不堕。所以武则天时王羲之的九世重孙王方庆曾将家藏十一代祖至曾祖二十八人书迹十卷进呈，编为《万岁通天帖》。
而据陈寅恪先生的研究，他们这家族之所以如此善书，即是因他们是个道教家族。王羲之这一辈人名有“之”字的，有十二个；子侄辈有“之”的二十二个，孙辈十二个，曾孙辈十三个，玄孙九个，五世孙四个。这“之”便是道民之标志。南北朝期间著名道教徒，如裴松之、刘牢之、寇谦之、司马孚之、司马亮之、司马景之、司马昙之等等都是如此，皆不避家讳。
道教是很特别的宗教，我另有文章说明过：它是根本意义上的文字教，道士只以一根笔为法器，上章、拜表、写符，就能通鬼神，替人祈福去病。所以汉魏南北朝间之大道士无不善书，王家正是一个鲜明的案例。
而也因为他们有宗教关怀，故特能感受到生命飘忽衰乱之苦，急于寻求超越。所谓“诗人之忧生”也。
王羲之诸帖，辄因此颇有哀衷，动人魂灵，不徒以笔墨妍妙见长，如《兰亭集序》《丧乱帖》即是。他还有一通《频有哀祸帖》说：“频有哀祸，悲摧切割，不能自胜，奈何奈何！省慰增感”。这不是他的遭逢特为惨酷，而是因他心灵对人生之哀特有感会。
道教徒还常服食。王羲之《十七帖》共二十九帖，其中服食帖、天鼠膏帖、药草帖等均与服食有关，云：“吾服食久，犹为劣劣。大都比之年时，为复可可。足下保爱为上，临书，但有惆怅”之类。
魏晋名士多服五石散。据葛洪说，五石指“丹砂、雄黄、白矾、曾青、慈石”。《世说新语？言语》载：“服五石散非惟治病，亦觉神明开朗。”五石散，性大热，服后要吃冷饭、洗冷水浴，在寒冷处休息。
王羲之一家都服食。《右军书记》录王羲之杂帖有云：“大都夏冬自可可，春秋辄有患”，一有患就服食，食也不仅食五石散。《淳化阁帖》卷十便收了王献之《铁石帖》，云：“疾侯极是不佳，幸食眠意事，为复可可。”现藏日本东京台东区书道博物馆的唐人摹本王献之《新妇地黄汤帖》亦可见他家中颇试汤药。《鸭头丸帖》说：“鸭头丸，故不佳。明当必集，当与君相见”，也是如此。上世纪六十年代，南京出土的王羲之从姊、叔父王彬长女王丹虎的墓中，发现两百多粒随葬品药丸，主要成分是硫和水银。也可从旁辅证王羲之家族的服食风气。
这，又涉及了一个王羲之写字换鹅的公案。
《晋书？王羲之传》载：羲之“性爱鹅。……山阴有一道士，养好鹅，羲之往观焉，意甚悦，固求市之。道士云：‘为写《道德经》，当举群相送耳。’羲之欣然写毕，笼鹅而归，甚以为乐”。李白《王右军》诗：“右军本清真，潇洒在风尘。山阴遇羽客，要此好鹅宾。扫素写道经，笔精妙入神。书罢笼鹅去，何曾别主人。”即述其事。
但李白另一首《送贺宾客归越》：“镜湖流水漾清波，狂客归舟逸兴多。山阴道士如相见，应写黄庭换白鹅。”说写的不是《道德经》，而是《黄庭经》。引得后世为此歧义，争议不休。
另一疑义是：王羲之为什么喜欢鹅？
答案之一是说鹅高洁，故为羲之所爱；二是说鹅颈宛转灵动，羲之颇效之使腕。但最可能的解释，还应该跟服食有关。唐朝孟诜着的《食疗本草》记载：鹅与“服丹石人相宜”，是上品药材，可以调节服用外丹人体内五脏的毒素。《抱朴子内篇》，引用《神农经》，说：“上药令人身安命延，升天神，遨游上下，使役万灵，体生毛羽，行厨立至。”又说：“上药一百二十种。为君，主养命以应天。无毒，多服久服不伤人。欲轻身益气不老延年者，本上经。”王羲之好鹅，为的应是用以合药。
二、
《兰亭集序》，是《兰亭集》的序文。诗集才是主体。但现在谁都不重视它，每年办的兰亭活动，都是书法，绝无诗人雅集。当日风流，如今可谓绝矣。
《兰亭集》有三十七首诗。当时雅集，王羲之、谢安、谢万、孙绰、孙统、王彬之、凝之、肃之、徽之、徐丰之、袁峤之十一人，作了四言五言诗各一首。王丰之、元之、蕴之、涣之、郗昙、华茂、庾友、虞说、魏滂、谢绎、庾蕴、孙嗣、曹茂之、曹华、桓伟十五人，或四言，或五言，各一首。王献之、谢瑰、卞迪、卓旄、羊模、孔炽、刘密、虞谷、劳夷、后绵、华耆、谢藤、任凝、吕系、吕本、曹礼十六人，诗没作成，各罚酒三巨觥。
当时聚会，之所以会让王羲之兴起死生之感，另一个原因，是因它本身就是一种带有宗教性的活动，在宗教学上可称为“礼俗性法会”。因为这批文人之所以聚会，是为了举行修禊。
修禊，即农历三月上旬巳日（魏以后始固定为三月三日），人们相约到水边沐浴、洗濯，藉以除灾去邪，称为祓禊。据《周礼？春官？女巫》说，其来历甚为久远，乃上古所传巫俗：“女巫掌岁时祓除衅浴。”郑玄注：“岁时祓除，如今三月上巳，如水上之类。衅浴，谓以香熏草药沐浴。”《后汉书？礼仪志上》：“是月上巳，官民皆絜于东流水上”，梁刘昭注：“蔡邕曰：《论语》‘暮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自上及下，古有此礼。今三月上巳，祓禊于水滨，盖出于此。”
古代祓除不祥的巫仪，后来相沿成风，遂为礼俗，但其内涵是不变的。所以虽若游春，嬉戏于水滨，而其实内中自有藉此慰安生命、削减对死亡与灾祸的恐惧之意。当时与会诸君作诗，事实上也都跟王羲之一样，涉及生死问题。如庾蕴诗“仰怀虚舟说，俯叹世上宾。朝荣虽云乐，夕毙理自回”就是。
面对生死问题，每个人处理的方式不同，如王徽之诗：“？先师有冥藏。安用羁世罗。未若保冲真。齐契箕山阿”；桓伟诗：“主人虽无怀，应物寄有为。宣尼遨沂津，萧然心神王”，都是以孔子为榜样的。孔子在当时人心目中，是能逍遥舞雩、可行可藏的。
谢安则说：“？醇醪陶元府，兀若游羲唐。万殊混一象，安复觉彭殇。”采用的是庄子那般齐彭殇、一死生的态度。
王羲之的话：“固知一死生为虚诞、齐彭殇为妄作”，正是针对谢安而发。
《兰亭诗集》还有个孙绰的后序，则又呼应着王羲之，说：“耀灵纵辔，急景西迈，乐与时去，悲亦系之。往复推移，新故相换，今日之迹，明复陈矣。”
看这些诗文，你自能理解到他们的集会并不只是吃吃喝喝、赏风景、听丝竹、玩耍玩耍而已；贯串于其中的，是一种生命意识。面对死亡，或兴发了忧生之嗟，或寻求超越之道。
这一集，对后世影响很大，许多诗人雅集学它，也有不少人绘图拟像之。书法史上，它其实也不寂寞。因此我们不能仅知王羲之那篇序，而不关注这个诗集。
如陆柬之便有行书《五言兰亭诗》。陆是虞世南的外甥，张旭的外祖父，传记见《唐书？陆元方传》。最初书学虞世南，又学欧阳询，晚临摹王羲之、王献之父子。作品流传甚少，最主要的是《兰亭诗》《文赋》。
他写的《文赋》，现在很流行，《兰亭诗》则较少人知。其实也是古人称赏的名迹，如项穆就说过：“予尝见其所书《兰亭诗》，无一笔不出右军，第少飘逸和畅之妙尔。”
传世有墨迹、拓本各一。一是首行题“五言兰亭诗，陆柬之书’，共二十七行。卷后有南宋“睿思阁”等金印及李日华等题记，曾被刻入《戏鸿堂帖》等。书法与“兰亭八柱之二”《褚摹兰亭》运笔极相似。有影印本行世。一是绿麻纸本，帖后有“陆司仪（柬之）书”四字。又有唐天复（901—903）间题记及宋人诸跋，墨迹已佚，仅存南宋石刻的拓本，现藏上海图书馆。
另一唐代大书家柳公权也写过兰亭集会三十七首诗及诗序。
此本名气虽不如柳氏《神策军碑》《玄秘塔碑》，却也是剧迹。现藏北京故宫博物院，绦绢本，乌丝栏，行书。宋《宣和书谱》已著录，明代曾刻入《戏鸿堂帖》，后入清乾隆内府，为《兰亭八柱帖》之第四柱。本幅无款印。卷前引首有乾隆行书题“笔谏遗型”，题签“兰亭八柱第四”，题记一段。又有瘦金体题签“唐柳公权书群贤诗”。卷后有宋邢天宠、杨希甫、习之、蔡襄（后添）、李处益、孙大年、王易、黄伯思（伪）、宋适，金王万庆，明王世贞（两段）、莫是龙、文嘉、张凤翼，清王鸿绪等题跋和观款。因个别用字不避宋讳，如谢安诗中“契慈玄执，寄教林丘”的“玄”字、王肃之诗中“嘉会欣时游，豁朗畅心神”的“朗”字等都没有避北宋始祖皇帝赵玄朗之讳。所以论者虽对于它是否是柳公权真迹还有争议，却都相信它是唐代的作品。
字的风格与杜牧墨迹《张好好诗卷》略近，且是秉笔直书，非临仿之作。又由于这是唐抄古集，所以与敦煌遗书中《文选？陆机短歌行等残卷》（伯2554）、《玉台新咏卷第二残卷》（伯2503）价值相当，可说颇为珍贵。柳公权书法真迹今天已绝，无从得见。此卷墨迹，亦可以与其碑刻并参。
此本还有个著名的临本：《董其昌临柳公权书兰亭诗》，是董氏行草书的精品。书于万历四十六年，六十四岁时。纸本、行书。乾隆年间被刻入“兰亭八柱第七”，原石今保存在北京中山公园内。
此卷虽是临摩，却也没有完全依样对临，只以己意运笔挥洒，故转折灵变、活泼，映带顾盼，无一懈笔，历来评价甚高。
乾隆在卷后题跋中曾依据明代冯惟讷《诗纪》的记载，校对董其昌临柳公权《兰亭诗》的缺字、缺句。可是原作三十七首诗，董其昌只书三十四首，缺郗昙、虞悦、孙嗣五言诗各一首，及王微之五言诗后两句、桓伟五言诗首句、王涣之五言诗末句及曹茂之诗之标名，个别处还有缺、漏字，乾隆却多没有校对出来。当是爱重其字，遂忽略了文句上的缺失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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