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商号》：
明清的商业 明朝初年，政府一直忙于恢复元代留下的社会经济的烂摊子，直到经济有所恢复和发展，商业才好不容易走出低谷，再登高峰。清中叶社会经济得到进一步发展，商业随之进入一个更新更高的阶段，出现了第三次飞跃。鸦片战争失败后，中国一步步地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商业同时也蒙上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的色彩。
从明前期到宣德（1426—1435年）景泰（1450—1457年）时，商品经济曾经一度相当繁盛。然而自此之后，随着统治者越来越严重的贪欲，商税逐渐加重，并增“市肆门摊税”（营业税），设立钞关、征船料税，又加上工关税，恢复了竹木抽分，重新对外国贸物及本国土货征收实物税。“和买”再次变成低价抑买。金花银（明代税粮折帐的银两）每石米才折交银一两，为以前的4倍。茶、盐等法逐渐混乱不堪，正德（1505—1521年）时更是在京城内外开设“皇店”，和民间商业争利。其中甚至有聚娼寻乐的“花酒铺”，根本不顾及礼教世风。社会经济再度走下坡路，阶级矛盾日趋激化，农民起义全面爆发，最终震撼了腐朽的封建传统商业模式。自此，统治者才决定考虑革除一些弊政，自嘉靖（1522—1566年）时开始，明朝历史开始走下坡路。
明朝后期，统制者所进行的最好的改进举指包括：废除工役制、实行银行役以及推行一条鞭法。以银代役制度从弘治（1488—1505年）时开始施行，然而当时还不是非常普遍。嘉靖八年（1529年）正式完全废除轮班制，一律改纳“班匠银”；后由政府出钱雇人充役，纳银数有所减轻。自此以后，广大工匠的技术与产品投入市场，发展并提高了民间的私营手工业，推进了一度遭受打压的商品经济的继续发展。在全国推行的一条鞭是在万历九年（1581年），时任丞相的张居正提出，的其内容就是在清丈土地的基础上将原先依照户、丁派役的办法改为按丁、粮（田赋税粮）派役，然后和其他杂税合编在一起，计亩或计丁全部折换成银两上交官府。在大多数农业地区，因为丁役部分归人田赋，使无地或少地的农民减轻了生活负担。农民为了多得货币用来缴纳“鞭银”，就按照市场需求，因地制宜，种植那些更值钱的经济作物，农产品商品化的倾向增长迅速。明后期商品经济取得更大的发展，与这两种制度的实施有很大关系。
明末清初之际，由于连年战争，导致全国上下到处一片惨淡的景象。接着清政府为了防范郑成功的抗清势力，更是实行了严厉的海禁政策，制订了沿海无人区的迁界措施。清政府担心人民力量会对清廷统制造成威胁，便对矿山严密封禁。东南城市更是限制丝织业的发展，监视织工与市民的活动。所有这些举措都严重制约了商业的恢复与发展。更不可忽视的是清代用白银作为货币，铜钱作为辅币，白银因而不断流入燕京与边外以及富商大贾达官污吏之手，很大部分被这些人窖藏起来。货币无形中减少流通，而征税还是依旧用银，导致流通中货币严重短缺，物价飞涨，市场缺乏活力，交易停滞，这更给商业的发展带来极大的消极影响。
比宋代更进一步的是，明清时期的农产品商品化程度获得了很大的提高，其中最突出的是棉花种植面积得到迅速扩大。在明代，河南、山西、山东大部分土地都种上了棉花，黄道婆的家乡松江地区更是成为全国著名的棉花集中产区。清代产棉区又扩大到河北、湖北、湖南、江西、四川等地区。河北地区的冀州、深洲、赵州、定州等地，棉农数量远远多于普通农户。每年“新棉入市，远商翕集，肩摩踵错，居积者列肆以敛之，懋迁者牵车以赴之，村落趁墟之人莫不负孥纷如”（乾隆御题《棉花图》）。甘蔗在福建、广东、台湾地区获得普遍种植，在台湾是“蔗田万顷碧凄凄……一望茏葱路欲迷”，所产蔗糖最远销售到日本南洋。明万历时才在福建、广州一带种植的烟草，到了清代已经推广到全国各地，福建产烟区种烟更是占大部分土地，南方的湘、桂，北方的陕、甘也都相继产烟。清代时期，柞蚕获得大量发展，后经山东向贵州、陕西等地传播。茶叶在18世纪中出口大量增加后，其生产规模逐渐扩大，仅仅武夷山一地就年产几十万斤。商业因为农业商品性生产的发展，获得非常好的物质条件。
棉花、甘蔗、烟草、桑等经济作物的飞速发展，极大的抑制了粮田种植面积，导致这些经济作物集中产区的粮食不够自己日常使用，急需余粮区的接济；再加上城市工商业人口的激增，对粮食的需要量更多，以至于江南地区必须从两湖、江西、安徽等地运进远调粮食。俗谚说：“湖广熟，天下足”，粮食产销路线的改变得到明确反映。清代时甚至从遥远的四川购置米粮，关外的粮食同样也需进关供应直隶、山东甚至浙江、福建地区。广东在清代时期也成了缺粮大省。广东地区所需要的大米主要取之于广西、湖南，台湾米则经过海路运销福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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