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录片：历史与理论》：
于是，科学使纪录片观众担当了电影陪审团的角色。纪录片的模拟功能是基于对证据性质的假定，这种假定来源于将摄影机视作科学仪器的定位。摄影机的科学地位是格里尔逊式纪录片真实性诉求的基石。而法律则挤进来提供了一个文化语境，使得观众以陪审团的身份进行运作——这个语境有它自身的种种局限。
25.纪录片目标议程的技术化
这种有力的法律框架让第一代现实主义纪录片制作者们不必旗帜鲜明地利用其与科学的关联——也就是说，照片作为证据的理念所具有的文化力量。人们可以获取事实，就像可以读取数据一样。而且叙事性的要求让格里尔逊派陷入了好莱坞关于时空连续性的常规标准的枷锁之中，它总在这样那样妨碍他们对科学语境的强调。他们越想避免“无形的复制”，就越使自己脱离证据、观察和科学。但这并没有削弱科学对他们的事业的重要性。
由于纪录片与剧情片使用相同的技术、相同的工作方法以及相同的戏剧化目标，其中的混乱只有在影片创作者的目的和观众所作的反应（即所谓“公众教育”）中，通过含蓄的对科学的指涉，才能得到澄清。影像设备含蓄的文化定位是上述努力的核心，但它也有它的代价。
长期来看（即到了20世纪40年代晚期时），科学不再是纪录片工作者们心甘情愿、默默无闻的仆人了。相反，它变成了要求苛刻的老板。具体来说，要求干预和中介作用的传统纪录片技巧日益被看做是不合适乃至很坏的做法，它们与摄影机内在的对于真实性的诉求相矛盾。在有声电影到来之后，情景再现的做法变得越来越常见，也变得越来越可疑。如果纪录片的特点就是提供了真实世界的证据，这类操纵怎么可能有合法性呢？越来越多的人认为这是不可能的。
由于一开始阿拉戈对于照相设备的诉求过于强烈了，以至于纪录片发现自己已经陷入了困境。对于战后的纪录片工作者来说，机器很能够容易取得证据的提法显得有些太夸张了。实际上，当时电影设备虽然在摄影棚内有所发展，任何设备都无法实现对真实世界进行实时的记录。获取影像需要种种大规模的干预，如果再要想取得声音，或者在自然光不那么明亮时进行拍摄，情况就更糟。这是电影拍摄中的问题，但对于纪录片工作者来说，就更让人烦恼。新一代摄影师越来越相信，摄影机太不灵活，太碍眼，纪录片的真相诉求只有在设备彻底重新设计之后，才能够延续。
作为一种技术解决方案，体积小，又对光线足够敏感的可录音的摄影机并没有立即为那些纪录片先驱们所拥有。首先，对于格里尔逊，洛伦兹和紧随他们的后来者来说，隐含的科学基础仍然完好。其次，将摄影装备小型化的选择并不像后来那样有吸引力。正如我已经指出的，小型的次标准的16毫米或更小的尺寸意味着业余，也许还意味着政治激进，而这就更糟糕了。人们对技术的怀疑并不仅限于质量上的缺陷。
不管怎样，第一代现实主义纪录片工作者倾向于回避技术上的进步。他们不仅几乎忽视了16毫米电影，甚至对35毫米影片它们也试图绕过同期声。保罗·罗萨在1935年写道：
总体来说……同期声和同期拍得的话语在纪录片制作中并不占有很大的
比重……在这方面，有一个操作性的要点我们记得很清楚——与今天自动摄影机的紧凑特点相比，携带声音设备的困难要大得多。广播车总是巨大而笨重。它们分散注意力，影响被拍摄象的自然特点，还破坏纪录片工作者试图与被拍摄对象建立起来的友好关系。移动声响……对于搜集野外自然声响最有用，而在这种情况下，它是与画面摄影机分别使用的。（Rotha，1966，p.165）
对于罗萨来说，矛盾的是声音并没有增加现实性而是干扰了它，而且降低了影片制作者接触拍摄对象的能力。
……
展开
——贝特西·麦克莱恩，《新编纪录片史》（2012）
★“（这本书是）英语世界第一部理论化阐述的纪录片史。”
——简·盖恩斯，《政治模仿》（199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