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国家美术（2014年01辑·总第二十一辑）》：
首先是贴近当代美术实践，让学者们更多地介入到重大美术活动中，从中体察、反思、总结中国美术独特的当然性（现代性）经验，发现新的学术课题，开拓新的学术领地。我一直认为，中国当代艺术史论想出人头地，其中关键的一条，就是它必须立足于当代美术实践。这一观点并非我们独创，它来自王朝闻美学思想体系。王朝闻的美学，一字一句，皆落地于社会与艺术实践，从其他人那里寻章摘句，是先生从来不干的。其基厚者，其筑也高，这对我们今天的艺术史论建设极具启示意义。基于这一思路，我们为学者们提供了多种进入当代美术实践的方式与机会，包括展览、论坛、主办专业媒体、国际学术交流、田野考察等。在2011年国家画院建院30周年举办的主题为“全球化时代的中国当代美术”论坛上，在院学者就有机会与美、德、法、韩等国学者共聚一堂，深入讨论了“中国美术发展战略”“中国美术的现代性”“中国当代艺术”“美术史学建设”“艺术市场”等课题。2012年，我们与宋庄镇政府合作，借宋庄艺术博览会之际，实施“全球化时代的艺术品产业国际高峰论坛”计划，多国学者就艺术的产业化和美术市场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探讨。2013年，我们又与全国台联、台湾文化发展基金会合作.举办了“多元化时代的台湾美术”论坛，议题广涉“台湾美术的现代性探索”“台湾水墨的源流与递嬗”“漂浮的当代性：台湾当代艺术”等。我坚信，学者们在这些论坛中所激荡出的思想与观点，不仅会成为他们学术研究的起点，也将是中国当代美术发展的学术基石，进一步讲，它还会沉淀为重要的艺术史文献。2013年，我们围绕国家大型美术创作工程《祖国》，筹集科研经费，组织学者们系统地考察了丝绸之路，撰写了《丝绸之路》的创作文本与考察报告。在考察中，我们再度体味到美术学研究的一个接近于真理的基本规律：实地及物的考辨与研究，是发现学术命题、孕育学术思想的母体。比如，在克孜尔等石窟遗址，学者们发现了这样的学术新题：欧洲现代艺术中的表现主义、立体主义等流派，与被西方考古学家盗走的西域壁厕之间，无论在观念上，还是在图像、风格上，都有着某种值得深究的内在关联。
其次，我们一直注重晚清以来的中国近现代美术历史的研究，尤为注重发掘、再构这一历史过程中所蕴含的独特的现代性经验。在与海外学者的对话中，我坚持以为，中国现代美术并非仅仅是“冲击一反应”这一模式作用的结果，其现代性经验也远不是西方既有概念与标准所能解释的。任何以单一的西方现代性阐释模式来建构中国现代美术史的做法都是荒谬的。中国美术的现代性经验，既发生于中国近现代美术数百年的具体历史情境中，又深深植根于自己的古典传统中。在国家画院的国家重点课题“中国现代美术史”中，这些观点构成了近现代美术叙事的逻辑起点和基本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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