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有的人在学习方面都拥有天赋，这种天赋来自我们素未谋面的祖先。这种断言绝非我信口开河，想要吸引那些刚刚翻开这本书的读者。它是一个关乎每个人与遗传关联强度的简单事实，是我们通过实际的经验获得技能、知识和理解，并由此实现人类大脑本身最深层次的本能意向的令人惊叹的能力。无论我们的祖先是谁，也无论他们作为个体生存于何方，作为一个群体，他们学会了观察隐藏于表面之下的东西，学会了在不熟悉的事物中读出意义。他们作为一个鲜活的个体，而不仅仅是一种生物，在一个无法预见未来的环境中生存了下来。那么他们究竟是如何做到这一点的呢？
我们的灵巧性，源远流长，因为人类的身体技能和智力可以一直延伸到过去数百万年的实践。合理的解释似乎是，在距今超过500万年前的中新世，非洲大陆的气候和植被变化，逐步迫使栖居于树上的类人猿获得了成为在地面行走的两足动物的机会。当这一切发生时，我们得以继承的手和大脑还不是它们今天的样子。对于我们所知道的更多有关人类手腕和手的进化知识，我们还得归功于露西原人（Lucy），这是一种325万年前生活在埃塞俄比亚阿尔法地区的原始人类。1这只大猩猩般大小的原始人类，我们之所以知道其存在，正是因为其石化的骨骼遗存被人类学家唐纳德·约翰逊（Donald Johanson）于1974年11月发现。与露西原人这位女族长在一起并以她的名字命名的人类，即南方古猿阿法种，他们存在的时间与人类进化的黎明时代非常接近。2
露西看起来也许像大猩猩，但她在结构上却与大猩猩极不相似，这为人类进化早期阶段提供了重要线索。与类人猿相比，其最显著的结构性差异存在于盆骨和下肢的设计中，这标志着她成为一种习惯于直立或两足行走的动物。而手部的特征乍一看并不明显，但通过解剖亦能发现其结构与猿类极不相似。与其他手指相比，大拇指的长度和转动食指及中指的能力获得了增长，这满足了其对于广范围内各种新的抓握和手运动的生物力学的需求。比如，“三爪夹头”（3-jaw chuck）是一个允许抓握一种不规则的塑形物体（比如一块石头）的手柄，利用它可以安全地把物体抓握在大拇指、食指和中指之间。这种手柄相当于一位棒球投手对一种过肩办法的运用，它对于在打猎和防卫目的中被熟练掌握的抛掷技能来说，也将极其有用。
露西更长的拇指保持了类人猿手的肌肉和肌腱特征，这允许它提升拇指运动的独立性。食指和中指的附加性旋转运动在类人猿手上的缺乏，表明露西的手已经为其后代（我们的祖先）稳固地开辟出了朝向远非功能性多用途抓握器官，而是现代人手的发展道路。随后发生的结构性变化，主要发生在与拇指相对的手这一侧，这种变化允许改善手指和手指之间的连接，并且在抓取和运动（在效果、生物力学平台）的范围方面有了一个巨大的扩展，从而为我们在成为一套开放式物件和工具的、拥有高度技巧的使用者方面铺平了道路。
生活在露西之前几百万年的树栖类人猿的手，其本身也是高度专业化的，但其主要作用却在于支撑和移动悬挂的身体、梳理毛发、打斗和喂食，是在其环境中有用的小物件。随着时间的推移，主要的解剖变化显示出了功能发生巨大转变的手；它是一只处理某些原始力量的类人猿的手，这只手强调大拇指运动的独立性以及对于手指运动精确性控制的巨大提升。其他的主要变化（紧随露西时代而来的斜压柄），则通过增加有效力量和精确性来填补了力量的丧失，这种精确性通过在手中安全地抓握并且精确地控制得以被传递。
没有人确切地知道，南方古猿运用肩部的投掷究竟有多大的攻击性和防御性效果，我们也无法确切地知道，随后的手部解剖结构的变化何时发生及如何发生（它们也许早已为露西的子孙后代所利用），但我们知道，在几百万年的时间跨度中，这些学会了利用手的优势的露西的子孙后代开始主宰人科中的两足动物世界，并且逐步地比他们所有的竞争者活得更长久。当我们的祖先从树上下来之后，换句话说，一种直立行走的姿势绝非仅仅是把上肢解放出来，而是它已经为一种全新的、以手为基础的感知、行动和互动领域敞开了大门，迈进这道大门的正是我们的祖先。
从石头工具的最早制造到更为复杂物品在栖息地点的出现，其间又经历了极其漫长的时间，这曾一度使一些专家迷惑不解。但在这段时间内，也许曾经出现过对于一种更为先进的工具“技术”的小规模需求，当大脑正在经历改变其自身运作、从而允许手和手臂做更复杂的运动之时，这段时间的大部分已经悄然而逝了，这种更为复杂的运动又添加到了改进过的在大猩猩那儿已经存在的灵巧上肢运动的仓库中。这是因为，在手本身能生理性地改变抓握和单个手指运动（现在已经成为我们全部技能中的一部分）之前，大脑将不能控制进化中原始人手的复杂运动。
神经系统对于一只其内部原理已经处于转换之中的手的适应，也一定因为其他两个原因而变得异常复杂。首先，手功能的显著变化，将需要一种能够适应身体运动的开放技能，从而使得手能够得到高效并且可靠的运用——想想一位正在锤击一座屋顶的木匠、一位正奔向拦网的网球运动员、一位正在用炉子上的煮锅和平底锅表演杂耍的厨师。其次，正如生物学家彼得C. 雷纳德（Peter C. Reynolds）指出的那样，人类对于工具的运用，逐步获得了一种关键的社会维度。他说：“人类技术活动的本质，是对他人行动的预期及其补充性行为的表现，这样，两个人共同生产的物理效果，就不可能由一个人在一系列的两个行动中产生。”3
在有关早期人类进化的关键性事件问题上，总是存在着争论的空间，吸引着人类学家、考古学家和认知科学家的探究，人类生物学的成功很大程度上仰赖于手的进化、一种日渐增长的对于工具的依赖以及一系列与一种复杂的公共性和物质文化密不可分的行为的变化。在给出这一切之后，从神经学和进化论的视角来看，关于手-脑共同进化的保守立场一定是大脑非常缓慢地发展出获得了极大提升的对于手的控制能力，并且随着时间的推移不断改进它们。慢慢的，原始人类在长期生存中将手的角色确定下来，并遗传至今。物种层面的生物变化，确保了我们种群的每一位新成员，将天生具备使用巧手的潜力。物种的变化通过一个生命的早期冲动被激活，从而把生物体的部分运动结构拆开后再把它们聚拢，并在这一过程中获得在一个团队中的成员资格。
那么，露西的故事与居于罗得岛设计学院艺术与设计教育核心位置的躬亲实践的关键创造活动之间有什么关联呢？要想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必须考虑当前教育的另一种选择。我们生活于一个明显的技术飞速发展时代。然而，所有好的技术被不断添加到社会中以推动社会的普遍繁荣，但在教育环境中，我们还无法准确评估全面接受这些先进技术需要付出的代价，而它们可能给人类的感知、思想和行动带来的负面效应还无法估算（虽然这种估算对于探讨技术对教育的影响作用举足轻重）。计算机和通信技术已开始深入教学的各个层面，但相对于数码革命的广泛影响，先进技术在帮助学生有所成就方面并未体现出显著优势。4因为，在一个我们尚未学会如何运用强有力的新技术方式的社会中，我们不能轻易颠覆学生与生俱来的力量，应该引导他们通往对其自身条件进行精通把握的东西。危险的是，今天的学生被由并非为他们自身所创造的技术装备起来，并且产生出了他们并未准备好的经验或他们并不能抵制的诱惑，从而不可避免地受到了拥有自我扩张趋势的技术的随意摆布。5想想我们对他们的期望，以及经由优势的生理承袭已经为他们所准备的无法估量的力量源泉，这似乎不仅仅是一个悲剧，似乎还是一个彻头彻尾毫无用处的结果。
说没有技术，那是纯粹的无稽之谈——从未真正如此。露西和南方猿人是一个走在某条确定道路上的物种，拥有一种新的臂膀、新的手和一个能把简单石头转变为一种强有力的狩猎和自我防卫技术的大脑。但露西也把她的子孙后代置于一条通往一个独特类型的个体智力的道路之上：一种大脑、身体与某些等待着转变成为比它们原来更好的东西的紧密接合。并且，这还不是全部：由一位制造者把物件带入生活中，所产生的回报并非仅仅通过培育自信和活力来实现，也通过凸显个人身份和增加意识经验的意义来实现。
对于人类来说，在行动与个性之间应该存在一种本质上的礼尚往来，这种礼尚往来经由手进行斡旋，这是一个既非现代也非仅仅只是有趣的思想——在文艺复兴晚期的艺术家作品中，它是一个一次又一次地被发现的、被署了名的母题，比如在米开朗基罗的《创造亚当》（The Creation of Adam）中，宗教圣象的地位就被大大提高了。我自己与这个思想的关联，是我作为一位神经学家，在多年对音乐家在其教育和职业生涯每一阶段的工作中产生的。这个经验使我相信，当身体自身既是工具又是工作的焦点时，对于实现艺术目标的渴望总是趋于增强。如此确定这一点有许多原因，但对于本书的读者来说，一个异常显著的原因就是，当身体技巧支持并活跃了创造性进程时，对于地点、物体、运动和同伴的记忆将总是能够开启它们通往成就的道路。
我们现在已经很好地进入了计算机革命和信息时代，正与日常生活和职业生活中发生的所有层面的变革相伴而生。银行家处理货币、军队作战、作家使得他们的图书获得出版、政治家获得选举胜利等的方式——所有一切都发生了变化。同样，几乎所有的东西：体操运动员仍然在狭窄的平衡木上保持平衡，伤害依然来自跌落；小提琴家仍然在设计在几个世纪以前就已趋于稳定的小提琴上演奏；牛仔仍然骑着真正的马儿；理发师仍然使用剪刀来修剪头发；陶工仍然在一个旋转的陶轮上制作陶器。那么工程师的情形又怎样呢？设计师和医生又是一番什么情形呢？你我又是一种什么状态呢？无论计算机为我们做了什么，获得对于身体的精熟掌握并且把它作为大脑的一个部门来进行配置，对于我们来说，也许是我们作为个体继续发现独特和极富情感内涵之形式的创造性表达的唯一路径，这种表达使得学习成为可能，并且保持着独特性，以及对于神秘的自我之其余部分的控制。
弗兰克R. 威尔逊
注释
1. 在很大程度上，我们也要感谢一位伟大的人类学家，即亚利桑那大学的玛丽·马扎克（Mary Marzke），她对于我们理解现代人手功能的演化，在其对露西原人里程碑式的研究、人手及手腕形态学进化与人手对石头工具的制造和使用之间关系的研究方面，都做出了奠基性的工作。参看Mary Marzke, “Who Made Stone Tools ” in Stone Knapping: The Necessary Conditions for a Uniquely Hominid Behavior, McDonald Institute Monographs, Valentine Roux and Blandine Bril, eds. (Cambridge, UK: Oxbow Books, 2005).
2. 露西原人的发现及其余波在唐纳德·约翰逊和梅特兰·埃迪（Maitland Edey）的Lucy: The Beginnings of Humankind (New York: Simon & Schuster, 1981).有详细描述。
3. Peter C. Reynolds, “The Complementation Theory of Language and Tool Use,” in Tools, Language, and Cognition in Human Evolution, Kathleen R. Gibson and Tim Ingold, eds. (Cambridge, U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3), 4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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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赞·萨玛森
罗得岛设计学院教务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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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得岛设计学院校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