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长江文化大系2·长江流域的纵横水网：大江经纬》：
西汉时期，汉武帝经营西域，也着意经营南方。他统一两广一带，在云、贵设置郡县，大大促进了南方的开发。他实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对长江文化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东汉末年，北方战乱频繁，导致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的人口由北方向长江流域迁徙，给长江流域经济文化发展提供了极好的机遇。随后，建于长江流域的蜀汉政权、孙吴政权与中原的曹魏政权三足鼎立达半个世纪之久。相对稳定的政治格局，使长江流域经济文化得到一定发展。
晋灭吴后，中国重新出现统一局面，呈现一片繁荣景象，但时间很短。西晋年间（公元265-316年），发生了历时16年的“八王之乱”，司马氏同姓八王之间为争夺中央政权而爆发混战，最终是东海王司马越夺取大权。永嘉年间（公元307-312年），又发生了“永嘉之乱”，匈奴攻陷洛阳、掳走怀帝。由此，引发90万北方移民南迁，南北经济文化大转移，长江流域在中国的地位和作用迅速上升。西晋末，晋元帝渡江，在建康（今南京）建都，中原士族相随南逃，史称“衣冠南渡”。于是，全国政治和文化中心南移，中原先进生产力南移，南方文化与中原文化也随之相互交融。长江流域丰富的自然资源优势得以充分显现，一个发达的农业经济区迅速成长。
此后，长江流域逐渐成为汉族政权赖以生存的地区，黄河流域变为各少数民族政权的所在地，这就演变成南北割据的态势。到南北朝时期，长江南岸的建康成为六朝都城，推动了江南经济、文化的发展，也促使了中国封建社会经济、政治、文化重心南移。
隋朝的建立，结束了数百年的分裂局面，形成了中国历史上继秦之后的又一个大一统时期。这之后，长江流域经济持续向好，但政治中心的北徙，文化中心也迁至黄河流域。唐代，中国经济文化空前发展，创造了封建社会的辉煌。天宝十四年至宝应元年（公元755-762年）发生的“安史之乱”，使黄河流域经济文化元气大伤，统治者逐步把经营重点放在南方，这再一次为长江文化的发展提供了契机。京杭大运河的贯通，更加促进了中国经济文化的交流与融通。
宋代，长江流域经济已超过北方，江浙成为中国经济最发达的地区。经济的发展带动了文化的繁荣，特别是宋室南迁后，长江流域经济文化进一步发展。季羡林说，这是继“永嘉之乱”后的第二次“衣冠南渡”，其意义无比重大。此时的中外文化交流也蓬勃发展。长江文化不仅影响着邻近的朝鲜、日本、越南等国家和地区，而且还以强大的辐射力，传播到欧亚非大陆更远的地方。火药、指南针、活字印刷术的传播，影响和推动了世界文明。两宋时期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所达到的高度，在中国整个封建社会历史时期内，可以说是空前绝后的。
元朝建立后，草原游牧文化开始对汉文化产生冲击。元代政治中心在北方，而京城的经济供给却仰赖于南方。《元史·食货志》称：“元都于燕，去江南极远，而百司庶府之繁，卫士编民之众，无不仰给于江南。”长江中下游成为长安、洛阳、开封、北京等京师漕米、布帛的主要供应地。“湖广熟，天下足”，“东南财赋”与“西北甲兵”共同构成元明清各朝赖以生存的两大支柱。
明代，长江流域经济文化的发展，已跃居中国前列。明初建都南京，后迁都北京，但在经济上仍然依赖南方。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生产力水平的提高，资本主义的萌芽已在明代中后期出现在长江中下游商品经济发达的地区，长江流域文化也在发展中产生了相应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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