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同样表达出以书法自娱自乐、抒发情感的观点，在其题跋中云：‘笔墨之迹，托于有形，有形则有弊。苟不至于无，而自乐于一时，聊寓其心，忘忧晚岁，则犹贤于博弈也。”他还云：“遇天色明暖，笔砚和畅，便宜作草书数纸；非独以适吾意，亦百年之后与我同病者有以发之也。”①
米芾则对书法看得更为透彻豁达。一次，好友薛绍彭找他核订晋帖文字错舛，米芾却写诗一首作答：“何必识难字，辛苦笑扬雄。自古写字人，用字或不通。要之皆一戏，不当问拙工。意足我自足，放笔一戏空。”②此诗虽有牢骚之意，却也是米芾对书法功能作用的真实看法。
欧、苏、米均为宋之文学、书法大家，在当时或以后的影响都是巨大的，他们的书法观念应有着广泛的代表性。宋代的书法观念何以有着如此大的转变，究其原因，主要有二：
一是书法的现实状况使然。有唐一代，中国书法的造型工程已完成，书法诸体的基本形式规范已完备，书法字体拓展空间已殆尽。宋代书家面临着中国书法史上的这一事实，何去何从！学什么？怎样学？如何不重复唐人书法？如何超越唐人或走出一条新路来，这是宋代书家必须要面对的一个严峻问题。这与宋代诗人所遇到的问题是一样的，面对唐诗这座高峰，如果还跟在唐人后面，是永远也写不出好诗，写不出自己的风格来的。正如元好问所说：“窘步相仍死不前，唱酬无复见前贤。纵横正有凌云笔，俯仰随人亦可怜。”①故而宋代有成就的诗人都能从唐诗进，又能从唐诗出，发展个性，自成面貌。宋书法也是如此，既然书法字体造型已规范完备，已无发展的空间，那么就在此基础上，追求个性化的书风；抛弃功名利禄，写出率真之情，自然之意，这样面貌自会出来。正是在宋代，中国书法结束了“造型时代”而跨入了“风格时代”。
二是宋代文化政策使然。赵匡胤“杯酒释兵权”，注重文治，抑制武事，后继者一直延续这一政策。优礼儒士，重用书生，广开科举，延揽人才，设置馆阁，形成艺术中心；同时有意让文臣们远离政治，养尊处优，专注于学问或文艺。这样一来，隐逸精神成为宋代士人精神内核的重要构成部分，隐逸生活成为宋代士大夫阶层的普遍追求。书法艺术在他们眼里也就成为怡情养性，抒写自我率真情趣的最佳表现形式了。而宋代的科举强调学问，不问门第。以策论取士，以诗文取士，这在客观上也要求士大夫阶层须学识渊博，才艺全面。士大夫们在书写中，也是力争以书见学识，以书见情趣，写出个性，写出真情。加之宋代书家多为诗文高手，所书内容多是自家诗文，一幅书法作品集诗文、学识、才情、书艺于一体，极具审美价值。故而宋代书法充满了学问气、书卷气，品位极高。书法在宋代书家那里，是个人特性的包容与个性风格的呈现。这也是宋代书法尚意的基础与具体显现。
因此，“以意为尚”书法艺术宗旨的确立，并成为整个时代的审美追求，就构成了宋代书法的第二个重要特征。“尚意”本是中国文学艺术共同追求的审美情趣，但“意”的内涵在不同的时代是不尽相同的，而不同时代对“意”强调的程度也不一样。宋代书法因要摆脱唐代书法尚法的束缚，要有所创新发展，故而对“意”格外重视，“尚意”也就成为宋代书法的特征和审美追求。宋代书法“尚意”所包含的内容是丰富而复杂的，既指与唐代书法有继承关系，又强调应有所变异发展。这变异发展则是扩充书法的艺术内涵，发挥书法的抒情功能，确立新的审美追求，以及开拓与之相适应的艺术技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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