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书画鉴定与研究：傅熹年卷》：
古代文字学有深入的研究，又极熟悉历代文字实物并重视考古方面的新发展，以文献记载和实物互证，从文字发展由繁趋简、由象形至符号的变化规律出发，对史籍所载各种字体、书体逐一考证，举出其实例，并理清各种字体、书体间的继承邅递关系和主流与分支的关系，正体与艺术化变体的关系，条分缕析，极有说服力地阐明了历史上存在的各种字体、书体的特点和发展演变关系，解决了文字发展史和书法发展史上的重要问题。这里关键之处是作者既有深厚的学识，又有对实物的鉴别洞察目力，把二者结合起来，遂能取得超越前人的成果。
《兰亭帖考》是启功先生在书法史研究上又一力作。兰亭帖是王羲之书法中的代表作，对后世影响极大。其原本已殉葬唐太宗昭陵，传世只有唐宋时少量摹本、临本和历代大量石刻本，不下百种。关于兰亭帖原本的流传和进入唐内府的经过，唐代即有种种说法，甚至演为小说，对流传下来的摹本、临本和石刻本因其面貌不无小异，孰更近真，也有种种歧说，成为书法史上聚讼多年的公案。启功先生的论文分三部分加以研究。第一部分归纳文献中对兰亭帖本身及摹本、临本、石刻本的记载和评论，最后概括说兰亭帖：“唐初，……有许多书手进行拓摹临写。后来真迹殉葬昭陵，世间只流传摹、临之本。北宋时发现一个石刻本在定武军地方，摹刻较当时所见的其他刻本为精，就被当时的文人所宝惜，而唐代临摹之本，也和定武石刻本并行于世，……定武本……屡经槌拓……，笔锋渐秃，字形也近于板重，而摹临的墨迹本，……字形较定武石刻近于流动，后人揣度，便以定武石刻为欧临，其他为褚临。《兰亭》的情况，如此而已。”这就扼要地理清了现存诸本的脉络关系。第二部分辨李文田对兰亭序文及书风之怀疑，指出《世说》本文称《兰亭集序》，而刘注称《临河序》，二者异名，且有草稿与节文之异，不能因其不同而怀疑兰亭帖文本身。又指出简札碑刻功用不同，书体各异，并引出土简牍中行书体格与兰亭帖一路有极相近者为例，说明决不能以其不似晋碑书体而致疑，并着重点明“王羲之所以独出作祖的缘故，……简单地说，即是在当时书法中革新美化，有开创之功而已”，从书法发展趋势上指出王氏书法和兰亭帖的价值。第三部分把现存之唐摹本、唐宋临本、定武本石刻、历代传刻本、伪造本按系统逐一归类，化繁为简，并重点就定武本、唐临本、唐摹本三类详加论述。指出定武本调整行距加阑，已非原本面貌，并以其艺术卓识指出传世唐摹本中只有神龙本行距前松后紧，中有浓淡墨改定加字之处具有草稿特点，保存兰亭帖原本面貌最完整。此文对兰亭帖的流传经过和现存实物做了周密的分析和历史性总结，是研究兰亭序的重要成果。六十年代中期，以康生、陈伯达为后台，重拾李文田旧说，发动兰亭论辩时，曾指名要先生表态。在当时的严重气氛下，自无人能与之明抗，但先生在被迫所撰文中仍说：“我体会×××同志所谈，是说东晋时期书法必定带有隶书笔意。又说《丧乱帖》和《宝子》、《杨阳》等碑有一脉相通之处，使我的理解活泼多了。”实际上《丧乱帖》倒是和《兰亭帖》一脉相通而与爨、杨诸碑迥异，故如对方承认《丧乱帖》和《爨宝子碑》一脉相通，也有隶书笔意，则对兰亭书风的致疑也就不能成立了。先生在极困难的情况下，利用对方持论矛盾之处，委婉地表示了自己的不同意见。当时二位后台正忙于筹划更大的动作，无暇挑剔，先生也就过关了。
对旧题唐张旭草书四帖真实年代的考定是启功先生学识与目力结合、鉴定水平高出侪辈的又一例证。传世有一件狂草书古诗卷，写在五色笺纸上，宋人题为谢灵运书，载入《宣和画谱》，到明代董其昌又改题为唐张旭书，清代收入乾隆内府，因袭董氏旧题。现代又有两位鉴定名家撰文大力揄扬，言之凿凿，号为张旭传世名迹。启功先生从书风判断它应为宋人所书，但必须有显证始能解世人之惑。他撰《旧题张旭草书古诗帖辨》进行考证，先指出宋人是利用诗中“谢灵运王子晋赞”一句恰在二纸相接处而“王”字适在前纸之末的情况，改“王”字为“书”字，而移下纸于他处，以冒充谢灵运书的情况，并介绍明丰坊查出所书有晚于谢氏八十余年的庾信诗因而判定必非谢灵运书和明董其昌又武断地判定其为唐张旭书的经过。通过对帖中文字逐句逐字进行研究，先生发现诗中“北阙临丹水”一句庾信原诗为“北阙临玄水”，改“玄”为“丹”，且按五行方色，北方癸水也确应为黑色，亦即“玄”色，据此判定为有意避改“玄”字。又据《宋朝事实》指出“玄”字为赵宋始祖“赵玄朗”名讳之一，而宋真宗追定其祖名为“玄朗”且下令避讳事在真宗大中祥符五年十月戊午，即1012年。这就极有说服力地证明此帖既非谢灵运书，也非张旭书，而应出于北宋人之手，其时代上限为1012年。此帖是北宋佚名人的草书佳作，先后被宋人、明人强加以谢灵运、张旭之伪名，变真迹为伪物，故先生在文中感慨地指出“法书名画，既具有史料价值，更具有艺术价值。由于受人喜爱，可供玩赏，被列入‘古玩’项目，又成了‘可居’的奇货。……上自帝王，下至商贾，为它都曾巧取豪夺，弄虚作假”。又说“‘好事家’的收藏目的，并不是为科学研究，而是要标奇炫富。尤其贵远贱近，宁可要古而伪，不肯要近而真”，言婉而讽地规劝当代鉴定家们要为人民负责，采取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不要学那些“宁可要古而伪，不肯要近而真”的古代帝王和“好事家”。
《<平复帖>说并释文》一篇是启功先生研究传世最古法书西晋陆机书《平复帖》的论文。文中首先理清此帖在宋元以来的流传历史，判定其为北宋以来流传有绪的名迹，也是传世最古的法书真迹，但最重要的还是对帖文的考释。此帖共九行八十六字，用秃笔写成，与今草不类，而略近于近年出土的汉晋简牍，其字历代著录均认为古奥难以尽识。先生早在四十年代即据印本作了初步释文，后又据真迹订正，形成定稿。释文之难度除逐字辨识外，又因帖纸首尾完整，未经割截，所释必须文义可通且与史传相合。先生详考史传、本集、总集，旁及传世魏晋典籍，除完整之字外，连残损的五字中也有三字据文义及史传推释出。然后又对帖中提及的贺循、吴子杨、夏伯荣三人与陆机的关系略加叙述，还对帖中透露出的当时品藻人物的风气和分寸作了评述。全篇论文约三千字，却从短短八十六字帖文中钩稽出如此多史料，极有说服力地解决了古法帖中的一个著名难题，并从帖文内容上也证明此帖确出于陆机之手。这是只有靠多方面的学识和高度的鉴赏能力相结合才能做到的。
启功先生在释文方面又一重要的成果是为黄庭坚《诸上座帖》作释文。此帖用狂草写成，纵横恣肆、墨渖淋漓往往逸出法度之外，所书又为禅僧语录，用词生僻诡异，机锋迭出，历来号为难读。先生熟悉佛学，多读禅僧语录，又对各体草书及其变体深有研究，故能举重若轻，全文释出，了无滞碍，解决一个传统难题，极为同行、同道钦服。此项工作先生未撰专文，其释文附于《故宫博物院藏历代法书选》所影印的此帖之后。
《山水画南北宗说辨》是启功先生在绘画史研究方面的重要论文。董其昌在明末书画有重名，对清以后书画发展也颇有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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