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管理学术文库·财务类·司并购绩效研究：基于终极控制人视角》：
3.3.1国外文献总结
通过以上国外相关研究文献的回顾，我们能够清晰地梳理出公司并购理论及绩效的国外研究动态。第一，综观西方的并购理论可以发现，不同的理论或假说之间没有一致的基础，各理论之间存在较强的独立性，而且在并购重组活动是否能创造价值这一核心问题上尚未形成统一认识，只是从多角度对并购绩效进行了解释。第二，从研究方法的应用来看，目前国外较少使用会计指标研究法对并购绩效进行检验，主要原因是由于国外资本市场非常成熟，基本满足了事件研究法对于外部资本市场有效的假设，因此，事件研究法已经发展成为西方研究并购绩效的主流方法。第三，从绩效的影响因素来看，国外对并购绩效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大量的实证研究，实践结果表明并购支付方式、并购行业模式、并购关联属性以及并购的区域模式等因素都不同程度地影响并购绩效，同时，以股权结构为逻辑起点的公司代理问题也是影响并购绩效的重要因素；此外，随着公司内部代理冲突的演进变化，并购活动可能成为控股股东剥削中小股东的一个合法利益输送的工具。因此，用终极控股股东与中小股东之间的代理问题来解释并购绩效已逐渐成为这一领域最新的研究视角。
3.3.2国内研究的不足
通过对国内文献的梳理，我们发现国内研究存在以下不足：
（1）国内学者将西方经典理论与中国实际结合，提出了许多具有中国特色的并购理论，特别是李增泉等（2005）第一次将大股东“掏空”理论用在解释中国上市公司的“并购绩效之谜”，他虽然考虑了控股股东和地方政府的“掏空”动机对并购绩效的影响，但是他并未揭示不同类型的控制权如何控制“掏空”行为；虽然后来的学者也有从控股股东的控制权安排（黄兴孪、沈维涛，2006；许艳芳、文旷宇，2009）、民营控股股东的控制权和现金流权分离（朱冬琴等，2010）等角度研究并购绩效，但多是未结合我国终极控制的制度特征或者只关注终极所有权结构的某一个方面展开研究的。
（2）国内现有的研究者从收购方的股权结构、并购的交易特征以及行业相关度等多个角度对公司并购绩效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实证检验，发现以上因素对于公司并购绩效均有不同程度的影响。然而，在研究中国企业的并购投资行为时，仅仅考虑上述因素的影响是不够的，还要考虑中国转型经济这一特殊制度背景，这种制度背景的最明显表现就是“政府干预”。因此，一些学者开始尝试从政府干预的视角来研究中国企业并购投资行为（方军雄，2008；潘红波等，2008），但是大多数学者分析探讨的注意力往往集中在公司本身的产权性质，很少有文献去结合公司的金字塔层级来探讨并购绩效。根据国内外研究表明，金字塔结构可以保护公司的产权免受政府干预。在中国目前制度环境下，不完善的法律法规尚难以制约政府的行为，由此引发的问题是，在我国法律保护水平较弱的环境下，金字塔结构是否可以保护公司的并购行为免受政府干预？为此，本研究进一步研究当政府利用其所控制的国有上市公司的投资活动来履行其经济与政治目标时，金字塔结构是否可以保护公司的投资行为免受政府干预，这对现有相关研究是有益的补充。
（3）国内现有的文献主要关注的是从不同并购动因或影响因素去解释并购绩效问题，而很少将公司并购动因、并购行为方式以及并购绩效有机地联系起来去挖掘并购动因影响并购绩效的内在传导机制和作用机理。本研究拟从并购模式的角度去进一步检验终极控制人影响公司并购绩效的作用机制，期望对现有文献有所补充。
（4）新兴、转轨的双重特征又使我们对我国上市公司的治理问题进行研究还必须对上市公司所处的特殊治理环境进行分析（夏立军、方轶强，2005）。但在现有的研究中，几乎没有学者将我国市场化进程的治理环境与终极人控制的制度背景相结合来研究并购绩效，期望本研究的结论会丰富现有研究。
（5）从并购绩效的评价方法来看，国内学者更倾向于选择会计指标研究法来评价公司并购绩效，但由于选择不同的财务指标，使得不同研究结论之间缺乏可比性；少数学者虽然也应用事件研究法进行评价，但由于样本选择的随意性、事件日和事件期选择的不合理等问题，研究结果的差异很大。本研究认为，我国在股权分置改革完成后，将逐步进入“全流通”时代，采用事件研究法这一国际主流方法来研究并购绩效，有利于与国际接轨，增强与国外研究的可比性，同时还能从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上市公司并购与资本市场发展的互动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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