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技术理性批判理论的积极意义与局限
法兰克福学派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从技术理性的视角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全面异化，以此显示了发达工业社会面临的危机难题。这对生态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产生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
第一，把技术理性作为资本主义社会全面异化的直接根源。在卢卡奇那里，就已经开始把人的异化根源归结为技术理性，并且揭露了是技术理性对生产效率和产品利润的追求使人不得不屈从于物的支配，进而使得人和人关系的异化为建立在技术理性基础上的机器生产的物和物的关系，最终导致资本主义社会在现代化过程中以技术理性作为支配整个社会运转的核心动力，并使技术理性最终走向自己的反面——非理性控制，深深地改变了资本主义社会的统治方式。它反映了现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经济控制和政治统治的新变化，已经被科学技术生产力的作用和意识形态作用所垄断，同时也暗示出资本主义社会在资本增殖的驱使下，必然导致社会生态危机的内在性根源，为生态马克思主义社会制度批判主题的确立奠定了理论基础。
第二，关注新技术革命导致技术理性控制的社会异化形式的新变化，并指出这种新变化引发了资本主义危机的新变化，解决了马克思预言的危机理论没有实现的理论困惑。马克思预言，资本主义由于无法克服其基本矛盾，最终会在经济危机中敲响被摧毁的丧钟。但是随着新技术的发展，马克思的理论预言并没有在资本主义现实中出现。反倒是资本主义通过一系列政治、经济上的改革，缓和了与无产阶级的对抗性矛盾，资本主义不但没有出现灭亡的迹象，反而显示出强大的生命力。法兰克福学派依然坚持资本主义社会危机理论，不过力图用消费异化、文化意识形态霸权和生态危机等资本主义的新危机取代传统的经济危机理论，并在阐述资本主义新危机中弥补和发展马克思的危机理论，这为当代生态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形成提供了前提条件。
第三，把资本主义科学技术的进步视为引起当代生态危机的直接原因，认为科学技术维护着资本主义制度对自然的掠夺，资产阶级在技术理性的控制下过度开采自然资源，旨在借助通过对自然的统治来达到对人的统治的目的。法兰克福学派的后期思想已经触及资本主义奴役自然的本性。马尔库塞就指出：“在现存社会中，越来越有效地受到控制的自然，反过来又变成了从另一方面控制人的力量，成了社会及其政权的一个伸长了的胳臂。”①资本主义社会的统治者正把自然变成“商品化的、受污染的、军事化的自然”，这样的自然“不仅从生态的意义上，而且也从生存的意义上缩小了人的生活世界，它妨碍着人对他的环境世界的爱欲式的占有，它使人不可能在自然中重新发现自然”。②因此，资本主义保护自然的斗争表面上是生态斗争，实质上是“一种政治斗争”。因此，寻求自然的解放实质上是寻求人的解放。法兰克福学派这些后期思想直接促使了生态马克思主义的产生，并为生态马克思主义揭露资本主义社会危机、批判资本主义社会找到了理论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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