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潮演剧与新剧的发生》：
前者明显充满救世之心，对于反映时事非常迫切，时效性最强。然而，出之操切便难以从容准备；强烈地渴望于舞台再现事实真相，过于执着“事件的真实”，便容易忽略“艺术的真实”。总而言之，此类作品报道时事、传播理念的成分高于艺术创作。但时效性与真实性是双面刃，剧作的局限性较高，汰换率也高，当新闻热潮过去，新的事件上场，原本的剧作无论如何卖座于一时，观众都会迅速转向。此类剧作在创作之初便未必以艺术为主要考虑，面市后又缺乏修改重演、再求精练的机会，故数量虽巨，但就单一剧作而言则很难长久留存。此类作品的价值并不在任何个别剧作，而在其整体数量之庞大，这清楚地说明当时上海京剧界对国事的关切热忱，也具体表现了当时上海京剧界的创作理念与创作趋势。至于不以具体事件为题材的剧作，虽也反映时局，但略经沉淀，较有反省思考空间。且1920年代以后，连台本戏在编写、制作、演出与宣传等各项环节都发展成熟，选材愈趋多样化，甚至足以将军政大事、时局潮流等现代事务俱都涵涉在内，因此这类作品到后期开始出现如前引《济公活佛》之类，创作者有所寄托又受观众欢迎，可以连演多时且日后还不断重演的佳构。尽管为配合实际情况，作者本心所寄内容可能仅以浅薄方式表现出来，但这也代表上海京剧界逐渐摸索出兼顾理想与通俗的创作方式。
以社会新闻为题材的作品在数量上不能与前者相比，个别剧作的质量差异也大，“阎瑞生案”与“黄慧如与陆根荣案”是最受瞩目的题材，两桩案件都引发众多剧场争演且连演多日。两者之外，此类剧作质量虽有高下，但无时无之，尤以涉及男女感情之作最受欢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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