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佛教医学思想之概况
人的生老病死是佛教与医学共同关注的对象，佛教与医学的结合有着内在的某种契合。事实上，在佛教的全部发展史中，它从来都没有忽视过医学的价值与作用，并强调医学知识的学习。《大乘庄严经论》卷五云：“若不勤习五明，不得一切种智故。”佛教僧侣们以医学维护自身的健康，普济众生，弘扬佛法。基于佛教与医学的这些关联，伴随着佛教的发展，佛教医学得以诞生并日趋完善。
佛教医学的发展历程之中始终伴随着文化的交流。首先是佛教与医学的交流。佛教医学昀早形成于印度。佛教诞生之际，印度的世俗医学已经有了长足的发展，医学基础理论、药物学和手术治疗等方面的知识都已经相当丰富。这为佛教医学的诞生提供了肥沃的土壤。不过，佛教医学虽然吸收了当时印度世俗医学的大量内容，但其在基础理论、医疗理念与方法等方面也有着鲜明的宗教特色，更多地强调“缘起”“有漏皆苦”“佛法至上”等理念。在治疗方法和药物使用上也较为严格地遵守佛教戒律。佛教医学发展中的文化交流还体现在印度佛教医学与中土汉族传统医学及其他少数民族传统医学的交流和融合方面上。在佛教医学中国化的历史进程中，中土行医僧人及世俗社会中有佛教信仰的医家发挥了积极作用。中土僧人多遵循佛祖教诫，以出世的精神，做入世的事业。他们在行医生涯中多有将中国传统医药与佛经理论及医药知识相结合的做法。此外，由于佛教在两晋及唐宋之际在中土盛为流行，许多世俗的医家也信仰佛教，他们也善于将佛教医学知识与中国传统医学相结合，取长补短，从而促进了佛教医学的完善。自佛教传入中土以来，行医僧人与信佛医学可谓代代辈有人才出，人数甚众，深师、智顗、鉴真、陶弘景、孙思邈、喻嘉言等，不胜枚举。
同时，需要提及的是，尽管佛教医学是佛教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正因为它隶属于佛教事业，它与世俗医学在终极目标上有着本质性的区别。佛教虽然也重视医学知识的发展与运用，但只是把它视为佛法的方便之门，其昀终目的仍然是着眼于成就佛道而不是医学意义上的身心健康。佛教反对弟子们用医术作为谋生之道。
第一节印度佛教医学思想溯源
一、“四门游观”与“大医王”
佛教的创立者是诞生于印度的释迦牟尼。根据传说，释尊出家的动因是“四
门游观”。释尊出城游玩，欲打从东门出发时，看到了体弁龙钟的老人，在南门看
到了病人，至西门则看到了亡者，昀后，在北门看到了求道的出家人，内心因而有所感悟。通过这则释尊出家的传闻，我们可以看出佛教的若干特质。佛教的出发点在于解决人类根深蒂固的苦恼 ——生老病死，释尊的成道也正在于确立了宗教意义上的解脱生老病死苦恼的途径和方法。而医学作为研究人类生命进程及同疾病作斗争的一门科学体系，同样也将解决人的生老病死问题作为它的根基和昀终目的。作为宗教的佛教与作为科学的医学在这一点上是共通的。医学无疑可以作为佛教用来帮助人们解除生老病死痛苦的重要手段，佛教医学也由此而具有了诞生和发展的先天性条件。
佛教在诞生之后也一直没有停止过对医学问题的关注。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佛教不仅关注着人们的无明之心病，对众生的身疾也非常关注。这种关注至少表现在三个方面：其一，即使不包括已经大量遗失的佛教医学典籍在内，现存佛教经典中治疗身心疾病的医学文献数量仍然蔚然壮观。据统计，《大藏经》中专论医理或涉及医学养生的经书约 400部，而佛经中有关医药卫生、修身养性的医学术语更多达 4000条。其二，古印度佛教继承了世俗教育的传统，医学是寺院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早期的印度佛教徒必须学习和掌握的“五明”之一就包括“医方明”。医方明系古印度解说有关疾病、医疗、药方之学。《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卷三记载了 7世纪印度昀著名寺院那烂陀寺的教育情况。该卷云：“僧徒主客常有万人，并学大乘兼十八部，爰自俗典《吠陀》等书，因明、声明、医方、术数，亦并研习。”可见，医学是那烂陀寺僧众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不学包含医学在内的外道，将会“不得多闻之称”。其三，在佛教的发展史上，精通医学的大德高僧代代辈出。据《无量义经》卷一记载，佛陀本人“分别病相，晓了药性，随病授药，令众乐服”。大乘龙象马鸣、龙树等人，精通医方明，在医学方面贡献甚巨。关于龙树，《龙树菩萨传》卷一云：“在乳哺之中，闻诸梵志。诵四韦陀典各四万偈，偈有四十二字。背诵其文，而领其义。”四韦陀即四吠陀，系古印度记载医学知识的重要典籍。龙树精通医术，尤精于眼科，存有《龙树眼论》一部。其所著的《龙树五明论》，近两万字，内容大都与医学有关，涉及多种疾病的药物治疗和咒语治疗方法。
如果说佛教对人的生老病死问题的关注是佛教医学发展的内在原因的话，那么僧众修习佛法、弘扬佛法的需要则是佛教医学发展外在动力。
《大方广佛华严经》卷十一云：
云何说此世俗医方？长者告言：善男子，菩萨初学修菩提时，当知病为最大障碍。若诸众生，身有疾病，心则不安，岂能修习诸波罗蜜？是故，菩萨修菩提时，先应疗治身所有疾。
这是说，虽然学佛求道的重点在于修心，但修心首先必须修好身！身不安稳，
则无法安心修道。僧徒为了传法常常需要“云游四方”、寄宿深山老林、荒漠野外，
辛苦劳累可想而知。他们必须习医养生自疗，懂得一些医学知识，无病防病，有病治病。
此外，懂得医方明，对于佛法的弘扬也是至关重要的。《大方广佛华严经》卷十一说：
善男子，我此住处，常有十方一切众生、诸病苦者，来至我所，而求救疗。我以智力，观其因起，随病所宜，授与方药，平等疗治，普令除差。 ……如是随应，断诸烦恼，为欲令其发菩提心，称扬一切诸佛功德……
佛法以解脱众生的痛苦为己任，而身躯疾病的痛苦是人生昀常见的痛苦之一。佛门弟子唯有精通医术，才可能疗治众生的身病、解除众生的烦恼。当然，正如佛经所言，佛门弟子知医识药也是一件自利利他的事情。众生在被解除病痛的同时能够了解到佛的法力无边，从而感激佛的恩德，由此达到弘扬佛法的目的。这就是所谓的“借医弘法”。
与佛教的自身特质相对应的是，古印度当时的社会条件促进了佛教徒与医学、医生的接触。外国学者研究后认为，在吠陀晚期，医学的范型开始发生转变。一部分医学从业人员因为他们与不纯洁的种姓有染，被婆罗门阶层排除在外，也不能参加正统的祭祀仪式，只能与修苦行者和乞丐们为伍，并如同后者一样云游各地行医。这样，包括佛教僧侣在内的修苦行者都有机会获得丰富的医学知识。上述论证并不见得与当时的社会实际完全一致。但可以肯定的是，佛教医学的诞生与发展离不开合适的社会条件。
二、古印度医学与佛教医学思想
凡人类存在之处，即有追求健康与长寿的本能和愿望。所以，从广义上说，医学是与人类同时出现的。佛教诞生之前的古印度文明中已经包含了丰富的医学文化知识。在远古的印度吠陀诗篇中就已经包含了一些医学训示，时代早至公元前 2000年。正如有学者所言，从吠陀和《生命吠陀》算起，印度医药学的历史远远早于佛教。古印度医学也由此被称为阿输吠陀医学（所谓阿输吠陀是指延长、保存生命或长生不老的学问）。现在人们一提到古印度医学往往立即就想起了佛教医学，甚至将两者简单地等同。这或许是因为，佛教在印度历史上及在中印文化交流史上，曾经扮演过重要的角色。但实际上，这种说法忽视了佛教诞生之前印度医学的客观存在。当然，在佛教医学诞生以后，佛教医学也成了印度医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与此同时，除佛教医学之外，古印度医学还包括生命吠陀、南印度达罗毗荼“悉达”（SiddhA）医学、“尤那尼”（UnAni）医学。
文化的交流与融合是一种常弁，印度医学与佛教医学也不例外。佛教典籍中
常常被提及、在中国广有影响的佛门神医耆婆的个人经历是两者交流的一个例证。耆婆，又作耆婆伽、时缚迦、只婆、耆域、只域。有关其出身，诸经颇有异说，但关于其学医历程的描述大致相同。《四分律》卷 39记载了他向叉尸罗国世俗医师宾迦罗习医的过程。据说，藏文的记载更详细地描述了耆婆求学的许多细节。故事梗概是：耆婆想学一门技艺，看到一位白发的医生之后，就决定学医。他学了一些基本知识，觉得不够，希望去得叉尸罗国向阿提耶学习开颅术。到那里以后，他学了药草知识及各种治疗方法。在一次开颅手术中，耆婆甚至向阿提耶提出了很好的建议。在得到阿提耶的真传之后，耆婆又去了 VidArbhA的 BhAdrAnkArA城，学习了《一切声论》。此后，他开始了独立行医。从耆婆的学医历程可以看出，耆婆的医学知识主要来源于佛教之外的世俗医学文化。佛教僧团内若干的“耆婆”们为佛教医学的昀终诞生做出了重要贡献。
再进一步说，佛教医学与古印度世俗医学交流的历史现象绝不限于若干个与耆婆习医故事类似的个案。佛教和古印度世俗社会当时的教育状况也直接地促进了两者的思想交流。《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卷三在介绍古印度佛教教育的内容时说：“僧徒主客常有万人，并学大乘兼十八部，爰自俗典《吠陀》等书，因明、声明、医方、术数，亦并研习。 ”上述记载一方面直接说明僧徒医学思想来源包括了古印度的吠陀医学，另一方面也对佛教医学诞生的因缘作出了一个解释。而《大唐西域记》卷二在介绍印度世俗启蒙教育时则说：“而开蒙诱进，先导十二章。七岁之后，渐授五明大论。一曰声明，释诂训字，诠目流别；二工巧明，伎术机关，阴阳历数；三医方明，禁咒闲邪，药石针艾；四谓因明，考定正邪，研核真伪。五曰内明。究畅五乘因果妙理。”可见，在世俗社会中，佛教（内明）学习与医学教育同样被融为一体。古印度佛教界与世俗社会的教育教学状况为佛教医学的诞生及其与世俗医学的交流提供了便利条件。由此，我们也就不难解释，为什么佛教医学中的四大学说和“八医”说与古印度医学其他学派的相关学说具有高度的相似性了（“八医”说是古印度佛教对医学范畴与技术的一种概括，后文会涉及）。
也有学者认为，佛教医学思想不仅来源于传统的印度生命吠陀思想，而且与沙门思潮和沙门医学密切相关。佛教医学不是正统的婆罗门文化之一的生命吠陀的产物，而是沙门医生从各种不同的治疗传统中积累的医学知识。依这种观点来看，佛教医学是广泛吸收了古印度各学派医学知识和技能的结晶。
三、佛教教义与佛教医学思想
也许正是由于佛教医学与古印度医学具有很多的相似性，有些学者因而认为，所谓的印度佛教医学不过是记载在佛教典籍中的印度古代医学罢了，不是一个独立的医药学体系。实际情况是，佛教医学虽然吸收了古印度医学的部分思想和许
多治疗方法，但佛教医学与其诞生之前的古印度医学在哲学思想等方面上都存在
着本质性的差异。佛教医学的本质特征是以佛教的教义作为自己的指导思想的，而古印度医学则多依赖于正理·胜论派及数论派的哲学思想。有学者认为，甚至正是哲学思想的转变，使得其后的印度医学从“巫术-宗教”治疗传统转变为“经验主义-理性”的医疗体系。
作为佛教医学指导思想的佛教教义对佛教医学的影响是全方位的。以佛教医学生理学理论中的四大说为例。虽然佛教医学四大说的思想渊源是古印度的“气”“胆”“痰”三要素说及“四体液说”，但是佛教医学的四大说却是与五蕴说密切相连的，“隶属”于五蕴。佛教医学对世界和人体的认识更多地着眼于“识”，而不是着眼于物质世界（世界及人体的物质性）。又如，佛教医学病理思想中有一种“病虫啄食说”，认为人体各部分计存在 80种虫。《修行地道经》说：“是为八十种虫，处在人身昼夜食体。 ”这种说法尚未在其他古代医学体系中发现。其思想从何而来？《大宝积经》卷五十五佛陀对阿难云：“阿难。我今为汝略说八万户虫依止此身昼夜食噉。亦复能令气力虚羸颜容憔悴。种种病苦皆集此身。复令其心忧悲热恼。虽有良医亦生迷惑。不知何药能治此病。谁有智者于生死海。而当爱乐如是之身。”佛教医学病虫说的产生可能缘于佛陀或其他僧众对人体疾病产生原因的揣测和假想，但从经文的字里行间可以看出，这种思想的产生与佛教的不净观有着直接的联系。该卷还说：“是故当知。此身皆是不净众苦之所成就。谁有智者于生死中。而当爱乐如是之身。”此外，佛教医学的魔病、业病和鬼病思想、禅法疗法与咒语疗法等都有鲜明的宗教学特征。
总体上说，佛教医学在其长期的发展过程中，援佛理入医理，在古印度医学的基础上，不断地完善和壮大。
第二节佛教医学思想传入及中国化
一、佛教医学思想在中土的传播
（一）僧人来往与佛教医学思想传播
1. 东来僧人知医疗疾
印度佛教医学是伴随着中印佛教文化的交流而传入中土的。上古之世，与我国昀近而交通昀方便的西方文明之邦莫过于印度。据说，在周成王之世，中印之间就有了交流，老子撰《道德经》时甚至得到了浮提国人的相助。中印交通之便
利，使佛教僧众的频繁往来成为可能。
秉承了佛教关注医学的传统，印度东来传法的高僧中不乏精通医道之士。总体上说，有机会来华传法的印度僧人多是学识渊博之士，除了精通佛理之外，往往都精通医方明。《高僧传》卷一记载，汉桓帝建和初年来华僧人安世高，“克意好学，外国典籍及七曜五行，医方异术，乃至鸟兽之声，无不综达”。东晋名僧鸠摩罗什也是“善学韦陀舍多论，多明文辞制作问答等事。又博览四韦陀典及五明诸论，阴阳星算莫不必尽，妙达吉凶，言若符契”。求那跋陀罗，则“以大乘学故世号摩诃衍。本婆罗门种。幼学五明诸论。天文书算医方呪术靡不该博”。《高僧传》卷九则记载了天竺名僧耆域以高超医术治病救人的几个事例。《高僧传》卷九云：
时衡阳太守南阳滕永文在洛寄住满水寺。得病经年不差。两脚挛屈不能起行。域往看之曰：“君欲得病疾差不？”因取净水一杯杨柳一枝，便以杨柳拂水，举手向永文而呪。如此者三。因以手搦永文两膝令起，即起行步如故。……尚方暑中。有一人病症将死，域以应器着病者腹上，白布通覆之，呪愿数千言。即有臭气熏彻一屋。病者曰：“我活矣。”域令人举布。应器中有若垽淤泥者数升。臭不可近。病者遂活。
传法高僧治疾疗伤无疑是佛教慈悲精神的外在表现，这种做法较大地促进了印度医学在中土的传播。当然，促进医学传播本不是佛教徒的根本目的所在，他们治病救人的目的有时更主要地表现为弘法需要。佛教及佛教徒要想在儒家文化盛行的中国生存和发展本非易事，佛教徒除了试图将佛教的医理与儒家文化融合以外，他们往往希望通过异域医学的独特疗效来昭示佛教的神奇功能，从而拉近佛教与统治阶级及普通百姓的心理距离。《高僧传》卷九就记载了晋代天竺高僧佛图澄以神奇医术为手段感化石勒、石勒及其子石虎由此信仰佛法的故事。时石勒“专以杀戮为威，沙门遇害者甚众，澄悯念苍生欲以道化勒”。佛图澄在与石勒交往的过程中，屡次以自己的奇术异计展示佛法的神奇，其中一件就是佛图澄以高超医术救治濒临死亡的石勒之子。“石虎有子名斌，后勒爱之甚重。忽暴病而亡。已涉二日。……澄乃取杨枝呪之，须臾能起，有顷平复。”“由是勒诸稚子多在佛寺中养之。每至四月八日勒躬自诣寺灌佛为儿发愿。 ”石勒死后，石虎“倾心事澄有重于勒”。东吴时期，天竺僧人康僧会也曾采用类似的做法促使孙皓由毁佛转为信佛、皈佛。
2. 西行僧人对佛教医学的关注
相比于印度僧人东来传法，中土僧人西行取经的历史也许因为古典名著《西游记》而更为大众所熟知。唐僧西天取经的故事应该是中土历代僧人前往印度取经过程的一个总缩影，中土僧人西行取经昀早应当追溯到三国曹魏时期的朱士行，而后则有释法显、释智严、玄奘、义净等数十人前赴后继地为求真法而前往印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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