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章“自然神话学”时期的地球理论
牛顿说：“我好像是一个在海滩上玩耍的孩子，时而为拾到几块晶莹剔透的石子而欢呼，时而为拾到几片美丽的贝壳而雀跃。可是，对于面前的那一片浩瀚无垠的大海，我却一无所知，而那才是真理的真正之所在。”这句话常被引用来说明伟人的谦逊，但很少有人去深究其字面意思：“石子”和“贝壳”仅只是一种诗意的比喻，还是受当时英国地质和化石研究的影响？实际上，不仅牛顿引力理论与当时的地球研究具有密切关联，而且到十八世纪，就像在其他学科中一样，牛顿力学逐渐在地球理论中占据了主导地位。
正如一位十八世纪科学家所评述的，地质学讨论的是几乎任何人都能理解的“较低级事实”，因而“在实证的序列中，地质学在逻辑上是在化学之后”，而在生物学之前。无论这种排列是否必要或者准确，地质研究本身的特征的确决定了：无论是与十七世纪的天文学、物理学相比，还是与描述性更强的植物学和动物学相比，它都明显与当时的神学思想联系更为紧密。尽管当时的学者普遍接受培根的说法，即“凭借自然之光和对创造物进行探究”可以获得关于上帝的知识，自然哲学研究是为了充分利用上帝赋予人类的理性，更好地理解上帝的意旨，从而增进人类的福祉，但在大部分情况下，天文和物理领域的研究者似乎都能遵守“自然哲学与神学分开”的原则，并不直接谈及神学问题；动植物方面的研究也可以声称去除了一切与“神学、伦理”相关的内容。地质学领域则就似乎更为直接地与神学相连，甚至紧密缠绕在一起，某种程度上几乎难以分清哪些是神学问题，哪些是地质学问题。正如现代学者指出的：“十七世纪日益兴起对地形学和地貌结构的考察，以及一种对所看到的现象做出说明的愿望，激起了对山峰、河流、岩石、地层以及可能的生物遗迹所做的显然是全新的研究。其中大部分研究从一开始就很自然地与大洪水观念交织在一起。”
正因为此，早期科学史著作常将这一时期的地质学研究放在“科学与宗教”的背景下进行考察，并认为在这一领域明显表现出科学与神学的直接对立；地质学史家甚至声称，突破神学的桎梏是现代地质学诞生的先决条件。与这种观念一脉相承的是科学与宗教之间关系的“冲突”和“战争”模式。直到不久前，部分研究者仍然在重述十九世纪地质学上的发现令教会惊恐不安的这类“老掉牙”的故事。然而科学史家已经逐渐认识到，尖锐的冲突斗争模式并不足以恰当地表述科学与宗教之间的关系。正如吉利思俾所说，地质学领域存在的纠葛不代表科学与神学的冲突，而是源于科学共同体内宗教信仰的不同；不是“宗教与科学的纠葛，而是科学中的宗教（在粗略意义上的）纠葛”。当时的地质学者普遍处在一种虔诚的神学氛围中，对他们而言，研究大自然是为了揭示上帝安排的自然系统，自然哲学研究与神学之间并无矛盾。神学家与无神论学者之间的争论，很大程度上是为了解决在《圣经》与大洪水背景下呈现出的具体问题，而不是讨论宗教本身的合理性。换言之，问题不在于宗教与科学“能否”达成一致，而在于“如何”达成一致。
十七世纪地质学者讨论的问题主要包括：地球的年龄、塑造山体河流等地貌的地质营力以及诺亚洪水在其中起到的作用、化石的形成与起源问题等。这种框架内的研究对于现代地质学的发展所起到的影响，究竟是正面的，还是负面的？至今仍有部分史学家认为，大洪水的普遍语境是现代地质学形成过程中最大的障碍物，只有彻底抛开这类问题，现代地质学才能成为独立的学科；但越来越多的学者倾向于赞成，《圣经》中的传说以及神学语境为地质学研究提供了物质基础和概念基础，现代地质学之火正是从前人手中传递下来。
……
展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