戈弗雷·巴克，英国作家，《伦敦旗帜晚报》艺术版通讯记者和ES 杂志特约编辑。他研究艺术品市场长达三十余年，文章散见于《每日通讯》《泰晤士报》《卫报》《星期天泰晤士报》《经济学人》《艺术与拍卖》《福布斯》《华尔街日报》等。1982—1997 年间担任英国保守党艺术部长的艺术市场顾问。

　　奇迹抑或泡沫？艺术品市场上不断飙升、令人惊骇的高价纪录，意味着艺术品的品质、时代的趣味，还是某种运作？
　　收藏抑或投机？与股票、黄金和钻石相比，艺术品作为投资品的表现如何？
　　2011年压倒美国而雄踞世界艺术品交易排行榜之首的中国艺术市场有何独特之处？为何只有在北京、上海和香港，才能最为清楚地看到艺术品的价格是由投机、想象与操纵所决定？
　　“在任何其他行业里会被称为内幕交易的事情，在艺术市场上不过是一次友好的谈话。”专注于艺术品市场三十余年，英国作家戈弗雷?巴克在本书中生动地讲述了在1850 年到21 世纪之间这个商业时代艺术品的故事，揭秘高端艺术品尤其是画作的交易中种种操纵的伎俩：艺术家如何与商人合作，抬高艺术品的价格；商人如何精心设计，在短时间内转卖画作而得到五倍至五十倍的收益；19 世纪艺术市场的某次繁荣又如何持续三十年之久——要紧的并非艺术品的价格，而是利润。
　　但在作者看来，艺术品终究远甚于金钱：它们是便携的财富，更是人类最高贵的创造——一个人所能拥有的最美妙的物品。

　　2006年10月，拉斯维加斯的收藏家和赌场大亨史蒂夫·韦恩同意将毕加索的《梦》（The Dream）以1.39亿美元卖给纽约的对冲基金大亨斯蒂文·A.科恩。
　　《梦》是一幅情色幻想作品，作于1932年，画的是23岁的玛丽–泰蕾兹·沃尔特（Marie-Thérèse Walter）。她是巴黎一个商店的店员，毕加索的秘密情人。当他在一条大街上拦住她时，她还未成年，他对她宣称：“我是毕加索。我们应该一起做一些了不起的事情。”[ 约翰·理查德森（John Richardson），《毕加索的一生》（A Life of Picasso，伦敦，2007），第三卷。玛丽–泰蕾兹是他梦寐以求的小情人（femme-enfant）：“正值青春年少的金发女孩，有着敏锐的深蓝色眼睛以及早熟的性感身体——丰满的乳房，结实的大腿，柔韧的膝部，像维纳斯一样优美的臀部。”毕加索对她说：“你有一张有趣的脸。我想给你画幅像。我觉得我们会一起做一些了不起的事情。”]这些了不起的事情包括1929年至1936年间绘制的一系列肖像画，尽管不能与毕加索早年的蓝色和玫瑰红时期的作品比肩，这些作品仍然以惊人的价格在艺术市场上卖出。韦恩在1997年买下《梦》时花了4840万美元。他为这幅画定价1.39亿美元——十年间其价格涨幅惊人——一旦成交，将创下新的世界纪录。
　　这笔交易没有最终完成。在拉斯维加斯的一个致命的鸡尾晚会上，韦恩的手肘撞破了毕加索的这幅作品，让宾客们目瞪口呆；他们不知道受伤更重的，是艺术还是金钱。[ 韦恩患有色素性视网膜炎，致使他的周围视觉一年比一年狭窄。当时他和一些喝着鸡尾酒的朋友站在一起，他做了一个动作，手肘撞破了画布。“该死，”他说，“看看我干的事情。”我们都说不出话来。“感谢上帝，是我干的。”他说。的确如此。有人提到“钱”这个词，也有可能是说“交易”。韦恩说：“这和钱没有一点关系。钱对我而言什么都不是。问题在于这幅画在我手上，而我把它给毁了。”——目击者诺拉·埃夫龙（Nora Ephron），《我的维加斯周末》，《赫芬顿邮报》2006年10月16日，http://www.huf?ngtonpost.com/nora-ephron/my-weekend-in-vegas_b_31800.html。]但一个神秘的疑问延宕不去：韦恩为什么为毕加索的一幅非一流作品定出如此之高的价格，科恩又为什么同意支付？[ 据诺拉·埃夫龙讲述，同本页注释1。]
　　当两人商洽这笔交易时，毕加索的世界纪录是1.041亿美元，由一位匿名人士于2004年5月在苏富比创下，所购作品为《拿烟斗的男孩》（The Boy with Pipe）。[ 广泛认为是菲利普·尼亚霍斯，但未得到证明。]就感知和理解力而言，这幅早年的玫瑰红时期的肖像画比情感浓郁的《梦》更微妙；这是一幅不动声色、节省而克制的作品，借鉴了委拉斯凯兹（Velazquez）和戈雅（Goya）的技法，在一个健全的世界里，肯定会被认为更有价值。依据这样的参照，《梦》的合理价格应当在6000万到8000万美元之间，而不可能是1.39亿美元。[ 根据2009年的通胀率调整计算，《拿烟斗的男孩》（Garcon avec Pipe）2004年的交易价格应为1.212亿美元，而《梦》的交易价格为6740万美元。]
　　无论如何，韦恩和科恩达成了交易约定，在《拿烟斗的男孩》创造的毕加索作品价格纪录上又增加了3500万美元，让所有理解艺术的人为之震惊。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他们对这笔天价交易的动机秘而不宣。我们所知道的只是：韦恩承认这笔交易与他在2006年5月以1.35亿美元拍下古斯塔夫·克里姆特（Gustav Klimt）的第一幅《阿德勒·布洛赫–鲍尔夫人》（Adele Bloch-Bauer）肖像画有利益关联。[ “这幅画的价格比罗纳德·劳德（Ronald Lauder）最近购买另一幅克里姆特作品的价格要高400万美元……韦恩为创下更高的价格纪录感到激动。”——诺拉·埃夫龙与韦恩的谈话。]《阿德勒一号》是这位维也纳艺术家的杰作，是最富原创性的肖像画之一，在全世界得到了高度评价；在维也纳这幅画如此出名，以至于被国家旅游委员会用作广告，广泛印制在茶杯、T恤和雨伞上。[ 2006年，奥地利政府把《阿德勒·布洛赫–鲍尔夫人》归还给鲍尔夫人的后人，罗纳德·劳德随即从玛丽·奥尔特曼（Marie Altmann）及鲍尔夫人的后人手中购得这幅画。现在这幅画挂在罗纳德·劳德位于纽约的Neue德国与奥地利表现主义画廊。]
　　但是《梦》的名声及其在艺术史上的地位并不能与《阿德勒一号》相提并论。既然韦恩和科恩没有公开向我们澄清《梦》的价格为何与其艺术价值如此不符，我们只能做出如下推论。
　　在艺术市场上，抬高一个艺术家的最高价格，已被证明必然导致这个艺术家的其他重要作品价格上涨。于是，《拿烟斗的男孩》在2004年以1.041亿美元成交带来的公众效应，让毕加索的另一幅作品《朵拉与小猫》（Dora Maar au Chat）在2005年以9520万美元的拍卖价格成交。这是一幅作于1940年的全身像，画中的朵拉是一位巴黎摄影师，生于克罗地亚，她取代玛丽-泰蕾兹·沃尔特的位置，成为毕加索的情人。[ 在苏富比纽约拍卖行成交。买家身份不明，但据信是莫斯科的银行家。这幅作品估价5000万美元。朵拉的真名是亨丽埃特·西奥多拉·马尔科维奇（Henriette Theodora Markovitch）。]我们可以公平地假定，因为《梦》高达1.39亿美元的转让约定——这个数字在全世界广为流传，交易双方都没有提出异议[ 2002年在拉斯维加斯，韦恩在他的贝拉吉奥（Bellagio）酒店展出了二十多幅毕加索作品，有些放在他的小画廊里，大多数放在餐厅里。我问他，这些画是不是都是他的，他既没有承认，也没有否认。]——韦恩和科恩所拥有的毕加索作品的理论价值得以进一步上涨。我们甚至可以进一步猜测，科恩之所以同意支付让人难以置信的1.39亿美元，是因为他自己墙上挂的毕加索作品的增值会超过这笔支出。根据这个简单的计算，他不花一分钱就能买下《梦》。
　　自从毕加索的《梦》在2007年冲击新的世界纪录之后，21世纪的艺术市场在价格和投机程度方面，又攀升至新的喜马拉雅之巅。
　　在某种意义上，这并不让人感到惊讶，因为不断追逐利润一直是19世纪50年代以来的商业时代的标志；但在另一个层面上，这又完全出人意料，因为在艺术品以数百万美元成交的背后，是被2008年的华尔街金融危机所重创的世界经济；与此同时，在十几个国家所爆发的新的结构性危机也让全球经济惊恐不已。
　　尽管如此，2011年之后的艺术市场对西方国家的低增长、货币危机以及高失业率，对中国银行业的种种警讯视若无睹。在美国、欧洲、中国、俄罗斯，在交易所的拍卖现场，在著名收藏家之间的私人交易中，闻所未闻的价格不断涌现。在这个新的全球市场上，现代派绘画运动的标志性作品之一，爱德华·蒙克的《呐喊》（Scream）的蜡笔画版本，在2012年5月以1.199亿美元的价格创下新的拍卖纪录，买家是纽约的绘画收藏家利昂·布兰克。在纽约和伦敦，当代艺术品的价格上涨如此迅猛，2013年11月12日，在佳士得纽约拍卖行，当代艺术品的拍卖总额创下了单晚6.916亿美元这一难以想象的纪录。这是一个很难再被赶上的纪录。同一个夜晚，佳士得以1.424亿美元卖出英国艺术家弗朗西斯·培根的《弗洛伊德肖像三习作》，创下了新的单件艺术品拍卖纪录；业界猜测买家不是俄罗斯富豪罗曼·阿布拉莫维奇，就是《梦》的主人史蒂夫·韦恩的妻子、拉斯维加斯的赌场老板伊莱恩·韦恩，但也不能排除是卡塔尔的玛雅莎公主。到2013年底，一些在世艺术家以及十几位美国战后艺术家的价格纪录翻了好几倍，前者当中，杰夫·昆斯和格哈德·里希特是价格最高的两位，而后者则由巴尼特·纽曼、克利福德·斯蒂尔和马克·罗斯科引领。[ 爱德华·蒙克的《呐喊》第三版，蜡笔画，作于1891年，2012年5月2日在苏富比纽约拍卖行以11992.25万美元卖出。杰夫·昆斯的《气球狗》（Balloon Dog），镀色的不锈钢雕塑，2013年11月12日在佳士得纽约拍卖行以5840万美元卖出。格哈德·里希特的《米兰大教堂广场》（Domplatz Mailand），布上油画，作于1968年，2013年5月14日在苏富比纽约拍卖行以3712.5万美元卖出。弗朗西斯·培根的《弗洛伊德肖像三习作》，三联布上油画，作于1969年，2013年11月12日在佳士得纽约拍卖行以14240.5万美元卖出。巴尼特·纽曼的《太一四号》（Onement VI），2013年5月14日在苏富比纽约拍卖行以4380万美元卖出。克利福德·史提尔的《1949-A-No.1》，布上油画，作于1949年，2011年11月9日在苏富比纽约拍卖行以6168.25万美元卖出。马克·罗斯科的《红橙黄》（Red Orange Yellow），作于1961年，2012年5月8日在佳士得纽约拍卖行以8688.25万美元卖出。]但有报道称，塞尚的《玩纸牌的人》（Joueurs de Cartes）以私人交易的方式卖出——没有哪位买家正式承认这笔交易——价格据称为2.5亿美元，让前述艺术家的高昂纪录相形见绌。这一价格要么是卖家——已故希腊船王、终身艺术收藏家乔治·安布里柯斯的家族，他们居住在瑞士洛桑——泄漏的，要么是报道所称的买家——卡塔尔的博物馆泄漏的。
　　同样的价格上涨，同样惊人的利润，也发生在一个艺术市场还是全新事物的地方，那就是中国。
　　2011年，中国成为世界领先的艺术品买家，根据克莱尔·麦克安德鲁为荷兰马城举办的欧洲艺术品展会所编纂的排行榜，中国已经超过了美国和英国。北京的代理商雅昌公布的数据表明，中国已经占有全球艺术品交易额的31%。这一惊人的涨幅是七位艺术家的价格上涨带来的，在2010年、2011年和2012年的世界艺术品价格排行榜上，其中一些艺术家的价格已经超过了毕加索和沃霍尔。齐白石作品的价格涨到了6500万美元，徐悲鸿则涨到了4200万美元，在书法家当中，黄庭坚和王蒙作品的价格分别涨到了6882万美元和5530万美元，这样的价格和毕加索的《梦》1.39亿美元的天价一样，引发了这样的问题：这样的价格到底属于艺术史，还是金钱史？在艺术市场以及许多其他的市场上，中国人几十年来对投机的兴趣已经被记录在案，但数个世纪以来，中国人展现出的对艺术价值的尊重又与这种赌徒的本能相冲突。这到底是怎么回事？这些天价所提示的，到底是对艺术的热爱，还是对金钱的热爱？付钱的是收藏家，还是投机商？又或许，他们是同一群人？
　　无论真正的答案是什么，是商人在付出如此之高的价格购买艺术品。在一个商业时代，无论是在东方国家还是西方国家，艺术品长期以来一直是一种金融玩物。一件艺术品高昂的价格能够衍生出新的高昂价格。
　　这正是本书将要论证的观点。本书的另一个观点是，无论是在伦敦、巴黎和纽约，还是在今天的中国，艺术市场的繁荣与价格爆炸，在很大程度上可以归因于艺术市场很容易被操纵。
　　对于韦恩和科恩这样的投机者以及21世纪的中国人来说，这就是艺术市场的主要吸引力。他们也许全都会美化自己，称自己为经济衰退时期善用低价资本的金融家——他们是一百五十年来利用艺术牟利的那些人在21世纪的翻版。
　　本书并没有断言富人缺少对艺术的热爱。没有什么能阻止一个富人去喜爱他用自己的钱换来的宝藏。本书也没有暗示，一心赚钱的私人买家在美面前就是瞎子。相反的命题倒是真的：没有美的意识，就无法靠购买艺术品赚钱。艺术品买家必须意识到，毕加索是比达米恩·赫斯特远为杰出的画家，意识到布朗库西（Brancusi）、莫尔（Moore）、赫普沃思（Hepworth）、卡罗（Caro）及史密斯（Smith）改变了20世纪雕塑的面貌，而其他雕塑家则没有那么重要。仅仅因为罗纳德·劳德知道，十年之内他的那幅价值1.35亿美元的克里姆特作品《阿德勒夫人》能以2亿美元的价格再卖出去，并不意味着他就是一个失败的鉴赏家。[ 劳德是纽约现代美术馆的主席，有着良好的艺术品味。他对记者查理·罗斯说，他之所以用1.35亿美元（相当于克里姆特价格纪录的四倍）买下《阿德勒》，是因为卖家也就是布洛赫–鲍尔在洛杉矶的后代“要价就是那么多”。劳德还向来自美国的访问者查理·罗斯披露（PBS电视台，2006年9月4日），他打算与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分享”这幅画的所有权——这是一束少见的光，照亮了博物馆与私人资助者在艺术交易资金上的秘密交易。]
　　韦恩和科恩就毕加索作品达成的交易约定是一个在他们之前已经被使用过100次的诡计：抬高一个艺术家的最高价格纪录，从而抬高他的其他重要作品的价格。这种做法还有一个宝贵的副产品：这位艺术家的重要对手的价值也将被抬高。
　　于是在1987年，梵高的《向日葵》（Sunflowers）被来自日本的资金以2420万英镑（3990万美元）的惊人价格买下，这在当时是画作的世界纪录，拉开了为期3年的价格攀升的序幕，许多艺术家的身价在这场戏剧中到达了顶峰。在1988年至1990年间，梵高作品的畅销让他同时代的十几位艺术家的作品也受到青睐。雷诺阿（Renoir）、塞尚（Cézanne）、德加（Degas）、毕加索（Picasso）、康定斯基（Kandinsky）、莱热（Léger）及莫迪里阿尼（Modigliani）的作品的价格很快达到新的高点。[ 1987年3月，《向日葵》在佳士得伦敦拍卖行以2420万英镑（3990万美元）卖出。1990年5月，雷诺阿的《煎饼磨坊的舞会》（Au Moulin de la Galette）在苏富比纽约拍卖行以7810万美元的价格成交。]1990年在纽约，梵高的另一幅作品《加谢医生像》（The Portrait of Dr Gachet）以8250万美元的价格被日本实业家齐藤了英购得，使得这些艺术家的作品价格又攀升至新的高峰。[ 齐藤了英买画的目的与艺术的关系不大，很大程度上只是为了名声和个人原因。在购入这幅画之后一个月，他披露说，他之所以用创下世界纪录的价格购买艺术品，是为了在日本挽回名声，洗刷曾经的“耻辱”——他声称十年前，日本的住友银行在为他处理业务时伤害了他。]2006年，我们又一次看到，一个艺术家创纪录的价格对其他艺术家所起的拉升作用。在韦恩和科恩约定以1.39亿美元的价格交易毕加索的《梦》之后一个月，威廉·德·库宁（Willem de Kooning）的一幅作品以1.375亿美元私下卖出，创下其作品的最高价格纪录，而杰克逊·波洛克的一幅作品卖得1.4亿美元；在拍卖时，德·库宁的一幅作品一路攀升至创纪录的2710万美元。[ 德·库宁，《女人3号》（Woman III），作于1952年，根据纽约报纸的不同报道，这幅画卖得1.375亿美元或1.425亿美元。2006年，在佳士得纽约拍卖行，作于1977年的《无题25号》（Untitled XXV）卖得2710万美元。波洛克作品的拍卖纪录于2004年5月11日在佳士得纽约拍卖行创下，他作于1949年的《第12号》（No. 12）以1165万美元的价格卖出。]韦恩和科恩，还有我们时代其他斥巨资收购艺术品的收藏家，对此应该会感到非常满足。
　　艺术被追逐金钱的人变成了颠倒的世界。在自由市场的任何其他领域，为买房或买车所付的钱越少，购买者越高兴。而在伦敦和纽约，在苏富比、佳士得和宝龙（Bonhams），竞买人付的钱越多，他们越会鼓掌和欢呼。他们之所以鼓掌，是因为许多富有的收藏家的最终目的不是收藏，而是卖出——高价卖出，也就是说，在一个价格不断上涨的市场上卖出。只要像史蒂夫·韦恩、S.I.纽豪斯（S.I.Newhouse）、大卫·格芬（David Geffen）及肯尼斯·格里芬（Kenneth Grif?n）这样的美国收藏家继续关注艺术品，他们的目的就是追逐财富的增长，是为了在价格和纳税方面取巧。美国人可以把毕加索的作品纳入他们的养老基金，等到市场看起来成熟时卖出，不用因为价格的上涨而交纳资本收益税。他们也会以个人名义或通过公司购买毕加索作品，然后向公众展示，并要求按照所展示艺术品100%的价值减免税额。[ 20世纪90年代，史蒂夫·韦恩通过拉斯维加斯的海市蜃楼度假村（Mirage Resorts of Las Vegas）买画，并在花费17亿多美元新建造的贝拉吉奥酒店（Bellagio）里展出。有许多画被卖出，也有一些被买入，并于2007年在韦恩的拉斯维加斯度假村展出。2006年5月30日，在佳士得香港拍卖行，韦恩用创纪录的10122558美元买下一件明代瓷器（玉湖春瓶，洪武皇帝，1368—1398），并立刻在澳门博物馆加以展出。2006年9月6日，韦恩在澳门岛上开设了永利（Esplanade）澳门度假村及赌场——澳门是“亚洲的拉斯维加斯”，中国唯一一处允许赌博的地方。]在这样一个颠倒的世界里，购买所花的钱并不是最重要的事情，要紧的是最终的利润，是必须让市场长期上涨。
　　本书的读者不应假定，在艺术市场的顶端，金钱就是一切，而艺术不值一提。艺术有其自身的逻辑，并且会对最终利润产生重要的影响。
　　杰克逊·波洛克的作品在21世纪涨至1.4亿美元，在很大程度上与美国人对毕加索作品的态度有关——五十年来，毕加索一直是美国的艺术爱好者的心中之刺：他是20世纪价码最高的艺术家，比他的所有美国对手都要高。
　　美国投机者决心改变这一状况。在2007—2008年间，战后纽约的杰出画家——杰克逊·波洛克、威廉·德·库宁、贾斯帕·琼斯（Jasper Johns）、马克·罗斯科（Mark Rothko）、安迪·沃霍尔——的价码一步就从1000万至2000万美元的水平跃升至7000万至1.4亿美元的新高位。学者和拍卖行很快断言，这些作品的价码之所以发生巨大的跃升，是因为这些艺术品的历史价值。美国人相信，20世纪是美国的世纪，其下半叶被美国文化所主宰，美国的艺术杰作绝不应是廉价的。就20世纪艺术的发展进程而言，40和50年代的抽象表现主义以及60和70年代的波普艺术，与毕加索在五十年前的蓝色和玫瑰红时期取得的成就同样重要。托比亚什·迈耶（Tobias Meyer）是苏富比的重要智囊，当代艺术部的主管，也是首席拍卖师——我曾经问他，美国的买家是否会为战后美国艺术家和世纪初的毕加索标上同样的价码。他极其简单地回答：“会。”[ 艺术史所建立的艺术品的等级次序，既是想象的产物，也同样是它们的价码的产物。正如有人会争辩说，五百年来的西方艺术史上，谁重要，什么样的作品重要，是一件众说纷纭的事情；艺术品的价码也要视买家的看法而定。]
　　操纵市场不道德吗？这个词意指“用不正常的手段达至获益的目的”。在艺术市场上，操纵行为很常见，但大多数是合法的，因为世界各地的艺术市场在很大程度上都不受管制。有些操纵行为完全是清白的，即使利益各方有冲突，但因为没有受害者，也就没有犯罪行为。[ 最显而易见的一种价格操纵方式是非法的——一“伙”交易商在拍卖前串通好不买某件艺术品，目的是让特定的人以非常低廉的价格买进。这些交易商随后私下会面，再在内部重新拍卖这件艺术品。英国在1927年通过的《拍卖协商法案》中宣布其为非法，同样禁止这种做法的还有另外几个西方国家。]就艺术品的定价而言，很难说有谁是受害者——除非有人梦想买下沃霍尔的作品，却又付不起相应的价钱。对这样的人，我们只能说：“生活并不公平。”
　　正是利益各方对价格的操纵，让波洛克、德·库宁、琼斯和沃霍尔的价格从20世纪90年代的500万到2000万美元跃升至现在的1.4亿美元。这是犯罪吗？不是。这“不道德”（也就是说，损害公众利益、对他人不公平，或者是一种歧视）吗？很难证明这一点。
　　十年之内，这些画家的价格如此暴涨，是因为在20世纪70、80和90年代，有一群买家或是在彼此之间，或是在拍卖时，以比报价高得多的价格购买这些画家的作品。这有什么不对的？有供给，有需求，“市场机制”在发挥作用。
　　画作没有“真正的”或固定不变的价格。并不存在所谓的艺术品的“真实”价格水平。艺术品的价格和房地产的价格一样，是由买家和卖家自愿协商确定的。其价格每天都在随市场起伏，暗中变化。
　　2007年5月，一次空前的操纵、一种最引人注目的魔法在世人面前隆重上演：苏富比在纽约拍卖马克·罗斯科的一幅作于20世纪50年代巅峰时期的色域画，佳士得则在拍卖安迪·沃霍尔作于20世纪60年代的《死亡与灾难》（Death and Disaster）系列中的一幅罕见作品。
　　在托比亚什·迈耶走上苏富比的拍卖台之前，罗斯科作品的拍卖纪录为2230万美元。这个价格十分惊人，因为就在十年前，罗斯科的价格纪录才只有374万美元。[ 迈耶这样向我解释罗斯科作品为何在十年间涨了六倍：“购买罗斯科作品的人的财富比十年前增长了六倍。”这种说法没有错，但这并非全部的故事。]但当迈耶在那个夜晚最终结束《白色中心》（White Center）的拍卖时，罗斯科的最高价格涨了三倍还多，达到7200万美元。第二天晚上，当克里斯多夫·伯奇（Christopher Burge）在佳士得拿出沃霍尔的《燃烧的绿车Ｉ》（Green Car Crash I）开始进行拍卖时，这位艺术家的价格纪录是《毛主席像》（Mao）卖出的1740万美元。《燃烧的绿车》售价四倍于此，达到7170万美元。
　　《纽约时报》推测买家是香港的中国房产公司的约瑟夫·刘（Joseph Lau）；操纵的奥秘正在于此。刘先生——如果买家的确是他——还拥有另外几幅沃霍尔作品。通过把沃霍尔的一幅作品的价值提高到此前价格纪录的四倍，刘大幅度地提高了他拥有的所有其他沃霍尔作品的价值。其中包括一幅阴郁的毛主席肖像画，一位香港收藏家的藏品；2006年11月，刘以1740万美元买下这幅作品，创下沃霍尔作品在当时的最高纪录。现在这幅《毛主席像》的价格也许已经涨了两倍，换句话说，耍一个花样，刘就把他的1740万美元全赚回来了。如果刘拥有——让我们如此设想——五或十幅沃霍尔作品，而他让每一幅的价值都增加了1500万到3000万美元，那么他就以漂亮的手法赚回了他花在《燃烧的绿车》上的7170万美元。真的，就通过花出这么多钱，他可能赚回了两倍的钱。
　　……

中文版序
序：名利场：富人与艺术的价码
第一章 艺术、金钱与福尔赛们
第二章 维多利亚时期的艺术与投机：伦敦
第三章 维多利亚时期的艺术与投机：巴黎
第四章 英国乡村别墅危机与美国人进入艺术市场，1880—1940
第五章 艺术品与贪婪：斯大林、梅隆以及世纪艺术丑闻
第六章 希特勒的艺术品之战
第七章 投机活动与印象派画家，1870—2008
第八章 当代艺术品的经济成就，1980—2009
第九章 21世纪的艺术投资 282
第十章 21世纪中国艺术市场的奇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