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革命方法方面，国民党攻讦中共推行阶级斗争和暴力革命，“中国的国民革命则不然，国民革命的性质，既然是以全民族全社会为本位，国民革命的方法，当然是联络全社会被压迫的人民，统一全民族革命的力量。”尽管国民党先行一步，践行了“枪杆子里出政权”，但是对外它却宣扬自己推行国民革命是“用感化和训练的方法”，“我们既不以各阶级的特殊利益为饵，而引诱其为我们的工具，更不以甚么势力做威胁，强迫民众服从。我们只在宣传主义”。②显然，国民党有意遮掩了国家机器暴力专政的一面。
在革命思想方面，国民党继续扩大三民主义宣传，借此整合打造主流意识形态。但因为国民党1912年8月发表的《国民党组党宣言》就明示以“将以施行国家社会主义”，③孙中山也曾以民生主义囊括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所以南京政府未能禁绝相关学说的传播。广义的社会主义思潮译介在“四一二”后仍有出版自由，李季的《马克思传》1930年出版，蔡元培特为作序推介：“今人以反对中国共产党之故，而不敢言苏俄，不敢言列宁，驯致不敢言马克思，此误会也。”他以孙中山言说为持论依据：“孙先生于民生主义讲演中，承认马克思为科学的社会主义者，而亦历举其误点，是研究之结果也。”进而指出：“现今各国反对共产党，敌视苏俄者甚多，而对于马克思学说，则无不有译本。”随后宕开一笔：“我国马克思学说之译本，亦渐渐出版矣；应论世知人之需要，于是马克思传亦为当务之急。”④国民党元老如此表态，明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可网开一面。
在革命任务方面，国民党在东北易帜、掌握全国政权后，宣扬“打倒帝国主义，是目前革命的唯一目的，是本党的根本政策。”⑤这与当年北伐誓师的口径一脉相承（蒋介石《国民革命军出师北伐告将士书》）。同时，国民党的文艺政策亦明令取缔“反映封建思想”的作品，实即反对儒家传统文化中与国民党政治理念相抵触的内容。①尽管国民党强调反帝，但更多地将它作为维系国家统一稳定的政治说辞，②反封建也旨在维持意识形态的统一。虽然如此，其与中共土地革命期间反帝反封建的任务仍有重叠之处。在革命主体方面，改组后的国民党一度看似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的革命联盟，此后它索性自诩为全民党。这虽不能改变其作为资产阶级政党的本质属性，但执政党更多地从国家利益和大多数国民利益来考虑问题和制定政策也是通则。国民党不支持工农运动，主张劳资协商，调和农民与地主的矛盾。③执政党势必丧失革命党的锐气，与此相对，中国共产党以工人阶级为革命主体，以农民阶级、小资产阶级为同盟军，不断加强对城乡的争夺。
在革命外交方面，国民党出于意识形态的偏见，对西方列强进行缓进废约的斡旋，而对社会主义苏联则采取强硬措施。南京政府面对日本军国主义日趋嚣张的侵华气焰一味隐忍退让，严禁反日宣传以至不允许拍摄具有特定内涵的“革命性之影片”。④如此对日政策，在全民族抗战爆发前一直为人所诟病，国民党在坚决主张抗日的共产党人面前不免神昏气短。
总而言之，在第一次国共合作破裂后，国民党有意识地在政治理念方面构建同共产党对峙的楚河汉界。面对国民党的强势宣传与歪曲攻讦，中共方面必须有所回应，这是国共展开宣传战的政治背景。而国共革命理念的纠结，又使左翼文化在国统区赢得了一定的表达空间。只要不触及革命性质、革命方法之争的“警戒线”，倡导革命思想，宣扬社会主义，策略性地征引马列观点，表现反帝反封建题材，反映劳苦大众，甚至是适度发表一些亲苏言论，在当时还是有同国民党当局的文艺统制政策周旋的余地。这也为左翼电影运动的兴起创造了微妙的政治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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