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殷商时期，“象”又指龟卜时龟甲<br> 上裂开的纹路，古人认为龟卜之“象”与实际发生的事物之间具有某种神秘的联系，从而建立了占卜预测的方法。此后，在春秋战国时期，“象”的概念逐步发展为与事物具体实在的“形”相对，成为用象征来对事物进行抽象把握的一种认知方法。《周易·系辞》日：“在天成象，在地成形，变化见矣。”又日：“圣人设卦观象，系辞焉而明吉凶，刚柔相推而生变化。”由此，则“象”的观念与“观象”的方法也逐渐成为中国古代思想与学术的基础方法之一。<br> “象”观念是中国传统文化中所独有的观念，在西方文明中是找不到与之类似的东西的，因此，以“象”观念为核心建立起来的中国原创思维方式，也是完全不同于西方的逻辑思维的。要想深刻地理解这一差别，就必须要从东西方文明创生期谈起。众所周知，中国文明是典型的农耕文明。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在其《乡土中国》一书是这样形容中国传统社会环境的：“乡土社会在地方性的限制下成了生于斯、死于斯的社会；假如在一个村子里的人都是这样的话，在人和人的关系上也就发生了一种特色，每个孩子都是在人家眼中看着长大的，在孩子眼里，周围的人也是从小就看惯的，这是一个熟悉的社会，没有陌生人的社会；熟悉．是在时间上、从多方面、经常的接触中所发生的亲密的感觉。”<br> 如果说中医学是深深地根植于中国传统文化当中，则西医学同样也离不开西方文化的滋润。由于希腊特殊的地理条件，使得希腊文明从其诞生之初，就属于商业文明。与农耕文明一成不变的定居生活不同，航海的商业文明始终还要和各种各样的陌生人来打交道的。此后，虽然罗马帝国的崩溃使得西方文明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处于黑暗的中世纪封建社会当中，但文艺复兴以及随之而来的工业革命，使得社会始终处于开放而流动的环境中。<br> 相对来讲，群体愈大，包括的人所拥有的经验愈繁杂，而为多数人所认知的共同经验就越简单，人与人之间的相互交流就变得越发困难。由此语言作为人与人交流的中介就显得格外重要。形式逻辑起源于古希腊对语言学的探索，是将人类的思维剥除了表层的实际意义以后，所呈现出的构成人类思维基础的规则，无疑拥有最广泛的普适性与确定性，因而成为了现代科学的基础与保证。而概念、判断、推理是形式逻辑的三大基本要素，对概念的严格定义，则是逻辑思维的基础和原点。<br> 而中国则不同，由于中国传统社会属于最典型意义的农耕社会，加上地理条件的限制，几千年来，生活在这片大地上的几乎所有人都是同根同种，都有着相似的文化基因与生活经验，并不存在完全陌生或异质的文明。因此，在中华这片大地上，相互之间的理解交流不存在障碍的，在不存在交流隔阂的环境下，不需要严密的形式逻辑作为认识的起点，逻辑的优点就显得可有可无了。在古代中国不是没有出现过对逻辑学的探讨，如名家与墨辩，然而却始终难以成为学术主流的关注对象。形式逻辑在古代中国的不发达并不是偶然的，因为在中国传统社会中，并不需要形式逻辑对语言确定性的保证作用。然而，中国的语言与中国的学术虽然由于不以形式逻辑与概念为支撑，而迥异于西方，但也并非随意为之，而是使用了另一套完全不同的系统与标准，这就是我们称之为“象”的观念与思维方式。<br> 与逻辑学起源于对语言的研究不同，“象”的观念与思维方式则源于人与人之间对视觉经验的传递。由于中国传统农耕社会的相对封闭性，生活在中国传统社会，人与人之间都有着高度重合的共同经验，相互之间的理解交流不存在障碍与隔阂，而只需随意的指代就可使对方明了所需表达的确切内涵。因此，在这样的环境下，被严格定义的概念就显得复杂而不必要。由于双方有着彼此高度重合的共同经验，而这类共同经验，往往并不依赖严格的概念定义与语言逻辑的限定，而是通过指代和意会的方式来实现相互理解与交流的。这些共同经验经过抽象的系统化总结，固化在文化传承中，即成为了“象”。<br> ……
展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