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革命前，武汉有句俗话：“江夏的衙门多，汉口的墩子多。”江夏即今武昌，在清末是湖广总督、湖北巡抚，武昌府与江夏县的驻地，还有司、道等机构。汉口仅有厅一级与所属的巡检司，衙门的数量当然不能和江夏比。
汉口的墩子之多，远在江夏之上，这是由汉口的地势决定的。
在历史上，汉口镇后面除了有一些墩子以外，基本上是一片湖沼地带，泛称后湖。每到夏秋汛期，汉江与府河之水屯聚于此，酿成水灾。因而有‘冰涨千重浪，水退满湖荒”的说法。为了防治后湖水患，汉阳府通判（分管农田水利与粮运等事务的官员）袁娼于明崇祯八年（1635）在汉口镇后面修了一道长堤，人称袁公堤。又名后湖堤。堤后有一条由于修堤取土形成的宽约两丈的水渠，因其在镇后盘绕如带，故名玉带河。夏秋水涨时，玉带河可以疏导汉江与府河之水，绕袁公堤至堤口（今海员俱乐部附近）注入长江，有效地减少了水灾的发生。
后来堤上逐渐有人居住。在清道光元年（1821）以前已经发展成一条街道，名为堤街（即今长堤街与东堤街），人们几乎不知道这是一条堤防了。
又过了二三十年，堤内和堤上人烟更加稠密，再也找不到建屋之处。人们纷纷选择玉带河以北地势较高之处，垒石堆土使其比四周地面更高，称之为墩、台或墩子、台子，在上面盖房栖息，于是一个个新的居民点由少到多相继出现。
清光绪三十一年（1905），湖广总督张之洞在汉口北郊主持修建了张公堤，进一步遏制了水患，涸出了大片湖地，因此到汉口北边，尤其是西北一带大小不一的墩子上居住的人就更多了。
时代的发展带来地名的演变，演变的情况有两种：一种是在新地名中保留了“墩”或‘墩子”的字样。如研口区的新墩一、二、三村，江汉区的长墩子巷等等。另一种是在新地名中看不到‘镦”字，如研口区的宝丰二路，在1928年前原名孤义墩；江汉区的上、下牯牛洲，在20世纪40年代名叫钟家墩、石家墩、钱铺墩；江岸区的姑嫂树，在清代本名刘家墩。这种例子很多。
尽管如此，直到1990年，在汉口仍然有大量以‘镦”为地名的地点。计东西湖区35处，研口区18处，江汉区11处，江岸区21处。以“台”为地名的，东西湖区51处，研口区2处，江汉区1处。
最早在墩子上居住的，不少是武汉附近各县的移民，由江西迁来的就更多了，并且多是来自瓦屑坝，可惜具体县名失传。
这些地点的命名有三种类型：一是反映当地特点的，如东西湖区的老鸹墩，是由于该处老鸹特多而得名。钥匙墩的取名是因为地形象钥匙。二是同乡聚居的则以原籍地名作墩名，如江汉区的鄂城墩，江岸区的阳逻墩。三是聚族而居或某一姓在某处首居，均以姓氏名墩。如斫口区的易家墩，江汉区的唐家墩。经过排比统计得出结果如下：按当地特点命名的有21处，以原籍地名为墩名的仅有4处，用64家姓氏为墩名的多达114处。说明了我国人民家族观念重于地域观念。
以陈姓为例：江岸区后湖乡境内有一个陈家墩，研口区祝家墩北边也有一个陈家墩；还是在斫口区，在武汉电线电缆总厂与华中橡胶厂附近，又有一个陈家墩；东西湖区也有两个陈家墩，分别位于径河农场与李家墩农场境内。
再以李姓为例：在张公堤外东西湖水产养殖场西北部有一个李家墩；东西湖区径河农场境内也有一个李家墩；在东西湖区李家墩农场内，不但有李家墩，还有小李家墩。
有意思的是第一个李家墩：首先，根据清代刊行的《汉阳县志》记载：早在隋炀帝大业二年（606），这个隶属汉津县（后改名汉阳县）的李家墩已经形成村落，居24户，105人。因此，在汉口众多的墩子中，它就是有文献可考的最老最老的老前辈。
其次，解放初期，它归汉阳县径河乡管辖，1951年划归黄陂县叶店乡，1957年东西湖围垦后，划人水产养殖场。在不到9年的时间里，一个墩子先后得到两县一区的青睐，三次改变隶属关系，这种情况在“墩子家族”中也是少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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