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道德镜鉴：中国叙述性图画与儒家意识形态》这本书中，她选取了中国美术史上一种重要但被忽略的图画艺术形式──中国叙述性图画，从历史、社会、政治、经济、意识形态、道德等角度对我国皇权时代的由社会精英倡导的叙述性图画进行了一系列讨论，此前还很少有学者就这个问题做过如此综合的研究。全书分为八部分。前四章探讨中国叙述性图画的概念、种类、功能，以及截至唐代时期的表现手法的演变。第五章论述了文人审美兴起后的转折以及李公麟的特殊性。虽然自宋代以后，叙述性图画不被绘画评论家所赞美，但是叙述性图画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却并未消失，它们为何存在？被何人资助？又有何政治和文化意义？从第六章开始，作者将论述的重点放在对这些问题的讨论上，以北宋及其以后宫廷中的叙述性图画为例，论述了叙述性图画的三个功能：激励官员、稳固皇权正统性和教育国君。第七章论述了从明代后期开始，宫廷之外的叙述性图画的情况，由于某些官员和精英的倡导以及经济的发展，叙述性图画的市场繁荣，而且结合木刻本得到广泛传播，这时的叙述性图画主要担负了社会教育的作用。作者选取了四个实例：《帝鉴图说》、《养正图解》、《锁谏图》和文人委托制作的《孔子圣迹图》，详细论述了它们的委托、制作以及流行的情况，进一步阐明了它们的政治及社会道德意义。最后一章论述了清朝前半期对具有道德性主题的叙述性图画的委托制作，以及到了清朝后半期这种委托逐渐减少的事实，直至清廷颠覆后，儒家意识形态逐渐不再是中国治国体系的核心价值观，以儒家思想为主题的叙述性图画也随之衰落，全书关于皇权时代的叙述性图画的论述就此结束。
《道德镜鉴：中国叙述性图画与儒家意识形态》（Mirror of Morality：Chinese Narrative Illustration and Confucian Ideology）2007年由美国檀香山夏威夷大学出版。 2010年4月通过选题并开始翻译，2012年初稿完成，又经作者审校，2013年初交齐定稿。拟放入“开放的艺术史”丛书。
儒家学者推崇历史事件中蕴涵道德训诫，而展示含有说教目的叙事图画的做法正反映了这一价值观。 他们相信，如果恰当的诠释过去发生过的事件，则可以有助于解决当前的问题。正如教育性的故事比死板的说教能够更生动地传达道德观一样，描绘有模范作用的个体也可能会打动观者并且激励他们做出相应的行为。周代晚期和汉代的著述中偶尔提及的一些图画作品表明从那时候开始人们就认为绘画能够影响操行。当然，这种影响取决于观者是否能够识别出图像所表达的故事并解读其中的含义。当孔子造访周代的太庙时观赏了描绘古代善恶男女的肖像的壁画，他因此受到了启发而思考过去发生的事件，并从中吸取训诫。孔子在凝视着一幅描绘周公抱着年幼的成王接受周朝官员朝拜的绘画后，声称正是这幅画中所体现的美德是周朝兴盛了几百年的原因。 众所周知，孔子晚年哀叹“吾不复梦见周公久矣” ， 这说明他以周公的视觉形象为榜样，而这一直有助于启发他思考和修习天道。
在前154和前129年之间，西汉鲁恭王刘馀在3个世纪之前孔子曾经生活和讲学的地区建造了灵光殿，并使人在它的墙面上画满了模范人物的形象。根据东汉诗人王延寿 （活动于约163年） 的《鲁灵光殿赋》中的描述，灵光殿中的壁画整齐有序地表现了从远古开天辟地的神人到传说和历史中的种种人物，其中既有正面也有反面的典型，正是：“贤愚成败，靡不载叙，恶以诫世，善以示后。” 王延寿除了偶尔提及某个特征或者人物服饰的细节之外，很少谈及不同人物类型的外貌，而只是根据这些人物的类别和它们在墙上的位置一一列举。他的叙述形式表明他假定观众已经很熟悉其中的各类模范人物了。因此观者将不仅仅是欣赏壁画所描绘的各个细节，而是根据他们已有的学识来辨识每个图像所描绘的人物并对其作出回应。此外，王延寿暗示这些壁画仅仅是存在就能够对人们造成有益的影响。他在《鲁灵光殿赋》的序言中指出，在西汉末期的动荡中，在鲁国所有的宫殿建筑群中，只有灵光殿完整无缺地保存了下来，这表明由于它有着崇高的内涵而受到神明的保护。
在两汉都城的宫殿和地方首府的官府的墙壁上也绘有更多类似性质的人物群像，其中多为值得效仿的模范政治家和将军。西安西汉宫中的“麒麟阁”和洛阳东汉早期宫中的“云台”是两座汉代皇宫中的纪念性宫殿，它们都因其中绘有这种模范肖像而知名。 9世纪历史学家张彦远在他的著作中精辟地评述了它们的特点：“以忠以孝,尽在于云台；有烈有勋,皆登于麟阁。” 此后历代的帝王纷纷模仿这些汉代的先例，例如当唐太宗在643年修建了凌烟阁以展示对他巩固政权有功的文臣武将肖像的壁画。 无论这些肖像是否真实地捕捉到了所描绘的人物的神貌，它们使得当时的观众在观看这些象征性的画像时可以认出这些功臣并且思考他们的生平和功绩。
在西汉晚期，屏风上开始出现模范人物的画像。屏风置于皇帝的御座后面，它的作用是衬托皇帝的威仪，并且将它所处的空间恰当地界定为官员朝见皇帝的场所。公元前16年，刘向为进谏皇帝而编撰了《列女传》，而向汉成帝献上了一面屏风。刘向根据故事中的女性所具有的特定的美德给她们分类， 并将每一个类别编为《列女传》中的一卷，最后还有一卷专门表现孽嬖乱亡的女性。依照刘向自己的记述，他将其中的一些女性画之于屏风四堵，他可能还在屏风上的人物形象旁边添加了一段书中的原文，以使观者能够认出它们所描绘的故事。 据《汉书》所记载，这面屏风或者与此类似的另一面屏风在汉成帝和大臣班伯的一次对话中起了重要的作用。 屏风上的画描绘的是商朝的末代君主纣王（活动于约公元前1100年）和他恶名昭彰的妃子妲己通宵达旦饮酒作乐的情形。汉成帝在审视了这个与皇帝身份不符的景象之后询问班伯，纣王是否真的如同画面中描绘的那样堕落。班伯回答道，根据《尚书》（或称《书经》）记载，纣王甘愿受一个女人的言辞影响而且染上了很多恶习，其中最严重的就是屏风中画的那个行为。当成帝问他这幅画具体的示戒时，班伯回答说是沉眠于饮酒，因其导致淫乱。最后，班伯进谏成帝，《尚书》和《诗经》中有很多警戒的故事中所表现的昏君都是由于纵欲而乱国。
可能早在东汉时期，人们就普遍相信表现古人的绘画将有助于提升今人的道德修养，因为王充 （公元27—约97） 在《论衡》中极力地反驳这种看法：“人好观图画者，图上所画，古之列人也。见列人之面，孰与观其言行？置之空壁，形容具存，人不激劝者，不见言行也。古贤之遗文，竹帛之所载粲然，岂徒墙壁之画哉？” 王充指出图画的本质就是简要，因而断言与绘画相比，书面文字可以更准确有效地传达古人的学识和激励观者仿效这些崇高的榜样。王充怀疑，甚至对于那些了解图绘内容的学识丰富的观者来说，图画是否有能力完全传达它所描绘的楷模的真正意义。虽然观者乐于细品某个楷模的外貌上的细节，但他们不会被感化得去效仿他。然而，王充并没有忽视视觉图像的力量。他在文章中的另一处承认甚至是叹惜图画影响观者的能力。当时人们普遍认为忠烈的伍子胥死后变成河神在吴地驱水为涛以泄恨，王充在文中驳斥了这种观点，他写道：“俗语不实，成为丹青；丹青之文，贤圣惑焉。”
汉光武帝（25—57在位）的一个事件似乎证明了王充对于图像不足以激励道德培养的担忧是有道理的。光武帝曾在自己的御座旁边放置了一面屏风，上面绘有古代女性楷模的肖像。这面屏风本意是为了提醒皇帝时时保持崇高的道德，但是宰相宋弘注意到皇帝似乎更乐于观赏上面所画的美丽女子，便巧妙地向他进谏，于是汉光武帝命人将这扇屏风撤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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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中文读者
致 谢
导 言∣叙述性图画在中国的社会地位
第一章∣重划中国叙事绘画的概念
第二章∣早期叙述性图画和道德劝诫
第三章∣汉代以后叙述性图画的新策略
第四章∣叙述性图画在唐朝时期之体制的形成
第五章∣转折点和多种价值观的争鸣
第六章∣较晚期的宫廷中的叙述性图画
小型刻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