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记玄宗朝轶事的还有郑綮《开天传信记》。该书以“传信”命名,并在自序中声称“传于必信”,但所记之事涉及灵异鬼怪,多有不实之处。
又有五代王仁裕《开元天宝遗事》专记唐明皇朝野之轶事。“此书所载明皇时事最详,至一话言一行事,后夫字文间所引,大抵出于此书者多矣。”④尽管与其前面几种相比,《开元天宝遗事》行文最为简单,往往一事只三五句,但记事范围最为广泛,除了政治内容以外,还涉及许多宫廷及长安的许多风俗。
综合考察这几部关于唐玄宗以及开元天宝年间轶事为主题的笔记作品,有几个共同的倾向值得注意:其一,对唐玄宗执政早年甚至登基前的励精图治记载较多,具体表现为对人才的信任、尊重和大胆任用。《开元天宝遗事》有一组关于唐玄宗尊重人才、重视谏言的材料,即“步辇召学士”、“赐箸表直”、“精神顿生”、“文帅”、“金函”、“七宝山座”。其二,对唐玄宗执政后期沉溺声色的记载较多。这样的材料在这四部笔记作品中比比皆是,单就沉溺声色而言,《开元天宝遗事》中有十几条,如“助情花香”、“眼色媚人”、“销恨花”、“醒酒花”、“蛛丝卜巧”、“被底鸳鸯”、“半仙之戏”、“解语花”、“锦雁”、“风流阵”、“望月台”等。其三,对权幸骄奢淫逸的记载与对唐玄宗沉溺声色的记载一样,占据显著位置。这类内容主要涉及的对象主要有:李林甫、杨国忠及杨氏姊妹、李姓诸王。这几种对李林甫专权的记载可谓让人触目惊心,对杨家的记载多侧重于其家族的显贵。其四,唐玄宗在安史之乱中、乱后的处境。特别是作者往往将唐玄宗在乱中或乱后的处境与开元、天宝年间的人、物、景并置、对比,意味深长。其五,有关开元盛世、安史之乱的征兆。也许是对唐玄宗执政前后期的变化不能理解,对玄宗朝盛极而衰无法解释,这几部笔记多处载有相关的异征和预言,都从宿命的角度对这些现象予以解释。对安史之乱产生原因的宿命论解释多见于唐五代笔记,反映当时人们对乱因的普遍看法,那就是无可避免的劫数,这在一定程度上是对唐玄宗所负责任的开脱。而且,安史之乱负有重要责任的李林甫、杨国忠、安禄山等人的命运也是早有预言和征兆。其六,对开元、天宝年间一批重要的贤良之臣的记载显得较少,与对当时李林甫、杨国忠等权臣的记载较多形成鲜明对比。可见,作者将开元、天宝的繁盛归功于唐玄宗,而将安史之乱归罪于奸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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