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有为公车上书
清光绪廿一年（1895），中国败于日本，割地求和。这一年是会试之期，各省举人齐集北京应试。恰好遇到中日和议完成，《马关条约》将要画押，定于五月初四日“用宝”（当日朝廷的一种术语，即盖用御宝）。应试举人知道条约中的条款甚苛，国势危殆，便齐集松筠庵（明杨椒山先生故居）的谏草堂开会，决议联名上书政府，反对和议。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公车上书”。众举人公推康有为（时名祖诒）起草上政府书，由他领衔，开头说：“具呈举人康祖诒等……”接着就说到他们的主张：请拒和约，迁都练兵，变法等项。这个有意义的政治运动（又可说是学生运动、学生干政）影响很大，有了这运动，才有三年后的戊戌变法，才有辛亥革命、五四运动等一连串的革新。康有为等当日的主张，虽不为清政府所接纳，但这一运动已在历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到今年恰一周甲，是值得我们纪念的。
康有为的万言书写成后，只是在民间互相传观，无法上达“天听”，但清政府已经知道这件事，深怕众怒难犯，便提前“用宝”。这么一来，军机大臣孙毓汶就受到朝野的攻击，不得不辞职了。这件事的经过，我想引《南海先生传》一书所记来说明。它说：“诸举人以宰相孙毓汶贪懦卖国，欲殴之，孙乃派人布散谣言，并阻其书，竟不得达。然此时举人车马集于都察院者长五里，阗塞院门。台湾举人涕泪哭诉，院长长揖引过……”（这部书系1929年出版，据编者陆乃翔、陆敦骥说：“昔光绪二十六七年间，梁君任公尝著《康南海》一传行世，同学颇以为简略。于是各尊所闻，各述所知，通力合作，勒为此篇。”但只有上篇，下篇尚未出版。又书中称孙为宰相，似亦不妥。毓汶官止军机大臣，以兵部尚书致仕，并未人阁，不应称为宰相。）万言书不能上达，乃受厄于孙毓汶，这是一部分事实。其实书未上，和约已“用宝”，都察院以无可挽回，便不肯收他们的公呈了。
《南海先生传》又云：“中国数千年来未闻有此大举也。虽不行，而全国震动，美公使田贝闻之，即托人来问先生取奏稿上海刻之，今名《公车上书记》者是也。诸举人有欲扛棺于孙毓汶家而杀之者，先生以必生大祸，固止。孙亦大畏，不敢入朝，遂称病。皇上因而听其去位。士气之昌，至逐宰相，世所未有也。”孙毓汶本是主和派的领袖，一向就主张议和及割地（见《翁同稣日记》光绪廿一年正月廿九日记事），他见敌前屡败，便力主不能再战。翁同稣拟利用英俄在幕后之争来延迟换约之期，但孙毓汶、徐用仪却极力反对，翁同稣和他们争得面红耳赤，无如西太后要苟安，割地了事，就是大臣力争也没有效果的。张伯桢的《南海康先生传》说：“是日翁同稣入朝房，犹持勿用宝，电日相伊藤博文请展期五日。孙谓若尔，日本必捣京津，吾辈皆有身家，实不敢也。同稣厉声责之日：‘我岂不知爱身家者，其如国事何！’孙苦无法，乃使李莲英请之太后，于是大错成矣……”同稣四月初八日日记云：“上意幡然，有批准之谕。臣对以三国若有电来，何以处之。上日，‘须加数语于批后为将来地步’。于是战傈哽咽，承旨而退。”光绪帝受翁同稣的影响，本是不肯弃台湾的，他曾说过，如果弃台湾，“则天下人心皆去，朕何以为天下主！”（见《同龢日记》）但后来孙毓汶运动西太后，对光绪帝施以压力，才有“批准之谕”。张伯桢所述，相当可靠，大概是他亲闻诸其师及参考翁氏日记而写的。结果孙毓汶于六月五日奏请开缺，立刻批准，光绪帝不请命于西太后，这是很少见的。（西太后名日“归政”，但进退大臣仍须征求她的同意，光绪帝无权也。）
康有为的公车上书，大略已经说过了，现在顺便说一下那本《公车上书记》。这是一本一百四十多页的木刻线装书，印于光绪廿一年（1895）。正文之前有序三篇，第一篇是袁祖志写的，第二篇是刘锡爵，第三篇是用“哀时老人未还氏”之名，不知何许人。正文之后是“公车上书题名”，分列各省士子的姓名籍贯。十八省中，独无浙江省的士人。袁祖志的序文就说：“余浙人也，检点所列姓名，独缺吾浙一省，反复推求，莫解其故。序成，兼志其疑。”到底何以没有浙省的士人参加，我也不大明白，是否浙人怕事，抑另有原因，待考。
各省士人题名，先列吉林，而殿以贵州，其一千三百余名。现在把参加此运动的较为知名的人物，分籍列举如下，使读者知道一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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