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百克（Paul Linebarger，1871—1939），美国法学家，曾协助孙中山革命。1901至1907年在菲律宾任美国法官。1912至1925年为孙中山顾问。

　　译者简介：
　　高敬，1971年生，河北河间人。2002年毕业于中国政法大学政治与管理学系政治学专业。现主要从事近现代史研究。撰写或主编的作品有《读点民国史》、《领导干部官德修养读本》、《做人做事做官：老子的智慧》等，译有《卡耐基全集》等。

　　《孙中山与中华民国：美国顾问眼中的孙中山》是孙中山的国际法律顾问林百克撰写的一部叙述孙中山生平的著作，译者根据美国纽约世纪出版公司1925年译本译出。全书按照时间顺序，把孙中山从幼年到晚年的活动分为九个时期，叙述每个时期孙中山亲历的重要事件。作者撰写本书，主要是根据孙中山口述的笔记整理而成，书中引述了很多孙中山先生口述的童年时代的故事和所重大政治事件，特别是对孙中山少年时代的生活和家庭情况叙述颇详，为我们了解孙中山的早年生活，提供了很多有价值的资料。

　　第一时期  早年岁月（1866年—1879年）
　　第一章　兰溪河畔的小村庄
　　翠亨村，一个坐落在蓝色山谷里的村庄，背靠紫气萦绕的犁头尖山，兰溪河绕村静静地流淌。这里就像数以万计沉睡的中国山村一样，有着霭蓝的山脉和浓绿的溪谷，山水之间点缀着斑斑点点灰白相间的线条，犹如一幅画卷。
　　公元1866年的一天，一个“男丁”降生在兰溪河畔的这个小村庄里。至于他出生的具体日期，似乎无关紧要，因为中国人并不按出生的具体日期计算年龄，而通常是按出生的年份来算，并且过了新年就要增加一岁。因此，第二年即1867年，这个小孩子——就是后来举世闻名的孙逸仙——按照中国的计算方法已经两岁了。当然，按照我们的计算方法，他还不到两岁——在中国，即便孩子出生在新年的前一天，过了新年他也已经两岁了。
　　行文至此，我想暂时中断一下我的叙述，谈一下关于孙逸仙的出生地的问题。我曾经听说过关于他出生在檀香山的传说，并专门就此事向孙逸仙进行求证，他否认了这一说法。
　　记得有一天，我问孙博士道：“博士，人家说你是生在檀香山的，是不是这样？”他笑着——每当他和他的追随者谈话的时候，他总是微笑着的——说道：“确实有这样的传说。你知道，我的几个过分热心的同志，认为如果说我生在檀香山，便可以得到美国政府的保护，并有利于反抗满清。另外，我也的确在那里住过好多年，所以他们便这样说。但是，不是的。实际上，翠亨村这个小村子才是我出生的地方。我和我的几代近祖，都是生在翠亨村的。不过，我家住在那里只有数代，我们的祠堂，是在东江边上的一个叫做龚公村（Kung Kun）的地方。”
　　翠亨村，一个立志做革命家的孩子的出生地，不是一个简单的村子。这个虽然空旷但是又很开放的广东小乡村，很有民主精神。这里的孩子们总是能够自由自在地成长，从而得以养成独立的性格。在中国普通的大城市里，往往有一种社会等级观念，这种观念常常会阻碍孩子们民主精神的形成。比如一个小孩的父母能够送他上学，他便以为自己已经走上了士人的路，因而不愿做那些体力劳动的工作了。所以侨居中国的外国人常常可以听见类似“我不是苦力”这样的话。即便是那些普通的仆人们，也受到这种等级观念的影响，自以为比苦力高贵一些，不肯干苦力们做的那些活儿。有这样一个例子，我办公室里有一个年轻的书记员，在他的仆人放假回家的日子里，他却因为不会生火炉而不得不度过一个寒冷的春节。这个年轻的书记员会写一万多个汉字，有一手漂亮书法，可是却没有在火炉里生火的实用知识，因为他要保持他那种清高的读书人资格，所以不肯做一点体力劳动的工作。因此当他离开了仆人的帮助，竟然不能生火炉子使自己身体舒服一些。真是一个可怜虫！
　　生长在蓝谷里的小孩子们，却不是这样的，他们是很自由的。除了到私塾里去念书之外，他们总是有些体力劳动的活计要做，体力劳动成为了他们日常生活的一部分。
　　此外，翠亨村的环境也对于孙逸仙的成长颇有裨益。因为在他出生的那个时候，许多广州、澳门的富翁都前来翠亨村附近建造别墅，用于消夏和度假。由于翠亨村风景优美，并且离大城市不远，交通便利，因此他们经常过来这里游玩、小住。同样，在与这些来来往往的城里人打交道的过程中，翠亨村人开阔了眼界，增长了见识。
　　不仅如此，翠亨村还因为距离金星（“金”的意思是“黄金”，“星”的意思是“星星”）港码头不远，而成为适于孙逸仙成长的地方。在早期的时候，清政府不准外国轮船在中国的澳门和广州停靠，所以特地把临近广州、香港、澳门三地的金星港指定给外国人作为泊船码头。因此，金星港深受广州、香港、澳门三地商业繁荣、人口繁盛的影响，成为一个重要的所在。因为蓝谷距离金星港只有一个上午的路程，所以差不多发生在港上的事情，都可以传到质朴而渐渐觉醒的翠亨村人的耳朵里。
　　孙逸仙有一次告诉我说：“我所记忆最早的，是住在我家的一位老叔母讲给我听的一件事。那时候，我还是一个小孩子，她觉得这金星港的故事很可以使我听了高兴。虽然我家离金星港很近，但是那时我年纪很小，总以为是很远的。老叔母从前住的地方，可以望见金星港的全景。她很会讲故事，她说这些外国轮船停在那儿实在不安全，因为在他们船上常有可怕的事情发生。这些外国人，都很富有，但他们所穿的衣服很是奇怪。最奇怪的便是他们中间没有一个人留辫子，甚至有的人竟连一点儿头发也没有，但是却有不少的胡须，有的胡须还像火一样红。她还听人说，那些外国人是用锋利的刀子来吃东西的。她说，她曾经亲眼看见，常常有烟从他们常用的火枪里出来，因此她心里非常害怕。她说懂事的中国小孩子，应该远远地离开那些水手，因为那些洋人十分暴躁。”
　　当这个少年从私塾放学以后，去田地里劳动的时候，脑子里常常想，既然洋人是这样子令人不安，他们一定有什么可以值得研究的事情。不过，孙逸仙是不多讲话的人，就我的印象而言，他很少问我问题。所以在我想来，他幼时也不会多问人家关于洋人的事情。但是我相信，听了洋人的事情之后，与其他普通的孩子相比，他内心的某种信念被点燃了。并且，对他而言，少年时期的田间劳动，也为他成为中华民国的缔造者提供了帮助。因为他很早就认识到，人生中一定有一些更为重要的东西，其价值在宏伟的宫殿、华美的衣饰之上。孙逸仙告诉我，他所知道的这种关于洋人国家的正确认识，是一个回国华侨告诉他的。
　　我们所说的这些华侨，是从美国出产黄金的地方回来的。我们知道，很早的时候，美国最需要中国工人的地方，是出产黄金的加利福尼亚。那时，加利福尼亚对淘金工人的需求很多，因为当时虽然有人围了木桩，带着枪守着他们所发现的金矿，但是却没有淘金的工人把那金子挖掘出来。即便矿主提供巨额的工价，也还是由于美国人聚居的地方离新发现的产金地太远，而没有人愿意来。并且，那些美国工人，或者其他白种人的外籍劳工，往往今天做淘金工人，明天就成了产金地主人。既然不能在美国大陆上找到充足的工人，而距离欧洲又太远，加之当时横渡大西洋需要的时间很长，也难以供应充足的工人。于是，在这进退维谷的情况下，美国矿主不得不转向中国来募集淘金工人了。
　　他们叫喊着：“给我们带中国人来做工，价钱随你们开！”这带来的结果是，许多中国人被拐骗，甚至用一点绑架的方式，被带到了加利福尼亚。但是，当到了加利福尼亚，这些中国人都出乎当初的意料，挣了很多钱，感到很满意。所以他们后来对当初受到的那种看起来有些残忍的方式，也就觉得不算什么了。
　　后来，这些华侨开始回到他们的家乡。他们带着自己积攒的金块，五美元、十美元和二十美元的金币，装满了金沙的皮袋。他们身上带的这些东西，是他们从前在金星港，或者翠亨村的时候，从来没有见过的。
　　“我很小的时候，曾经遇到过他们中间的一个。”孙逸仙说道：“我站在一家茶馆门前，听他讲他游历的传奇：他在辽阔的海洋中漂泊了一天又一天，终于来到了一个美丽的大陆。那里像中国一样，是一个有山有水的地方，不过那个地方有金子，那么多的金子。那里还有一些被称为红种人的人，以及拦路抢劫的强盗，他们常常为了抢劫金子杀人。这个华侨讲的一个故事使我终身难忘，他说他总是把自己的金子分作两部分：一部分放在容易看见的地方，强盗看见了就让他抢去；还有一部分藏得很隐秘，强盗来了发现不了，这是属于他自己的。因为翠亨村一带也曾经有海盗出没，所以我们听了很感兴趣。给我印象最深的，就是他把金子分成两部分的经验。因为他又说，有几个同伴把全部的金子都隐藏起来，因此被强盗杀害了。尽管那时我还很小，可是好像也意识到，这个华侨在取得与付出的世界里，有一种实际有益的特殊哲理。”
　　金星港的潮水，曾经召唤着孙逸仙到那个遍布黄金和充满冒险的大陆去。少年孙逸仙从很小的时候，就着了魔似的想去海外——那个他最终计划要去的地方。但是他的计划遇到了障碍，这种障碍在许多年里看起来几乎是不能克服的。我们可以从下面的描述中，了解到这种障碍是什么。当我们谈论这件事儿的时候，我问孙逸仙：
　　“尽管有人反对你的计划，难道你就没有想到过，自己一个人离家出走，乘上一艘外国的轮船，到美国去吗？”
　　“啊，不。”他回答说：”不，我从来没有这样想过，因为这样有悖于我对于国民的责任。”
　　这个回答，包含着这位革命家的哲学。正是出于他的忠诚和对他的“国民”（由于他伟大的领导能力，现在他的“国民”已经成为全体中国人）的责任心，使他成为所有在世的中国人中最伟大的一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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