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有法”与“无法”的辨证关系
“有法”与“无法”的对立统一关系，是中国古代思想家和艺术家十分关注的一个重要问题，其实质是如何对待艺术创作的法度、规矩以及艺术创作要不要有创造性的问题。
首先，中国古代思想家充分肯定法度、规矩的重要性。春秋战国之际的思想家墨子在谈到百工制器要遵照一定的法度时，就曾得出了“故百工从事，皆有法所度”①的结论。战国时期的思想家孟子也曾明确指出：“不以规矩，不能成方圆。”②战国末期哲学家韩非也认为：“欲成方圆而随其规矩，则万事之功形矣。而万物莫不有规矩……圣人尽随于万物之规矩。”③这里所谓的“规矩”已不单纯是指用于画方形和圆形的工具，而是扩展到“万物莫不有规矩”，强调要“尽随于万物之规矩”。
中国古代哲学家和艺术家一方面强调“有法”，主张艺术创作要“入乎规矩之中”；另一方面又更强调“无法”，提倡“能出于规矩之外”，充分发挥艺术家的创造性。例如，清朝重臣、堪称清代中期诗坛领袖的沈德潜就曾针对诗歌创作的“无法”与“有法”问题阐明了自己的观点，他说：
诗贵性情，亦须论法。乱杂而无章，非诗也。然所谓法
者，行所不得不行，止所不得不止，而起伏照应，承接转换，
自神明变化于其中，若淀定此处应如何，彼处应如何，不以意运
法，转以意从法，则死法矣。
在沈德潜看来，诗歌创作亦须“有法”，否则“乱杂而无章，非诗也”；然而对于所谓的作诗之“法”，也只能是“行所不得不行，止所不得不止”，决不能死板地规定“此处应如何，彼处应如何”，否则就是“死法”。沈德潜主张“以意运法”，反对“以意从法”，亦即要在“运法”的过程中掌握主动权，使“法为我用”；而不要过度“从法”，成为“法”的奴隶。沈德潜在这里所讲的“以意运法”，实际上就是南宋诗人吕本中所主张的“活法”：“所谓活法者，规矩备具，而能出于规矩之外；变化不测，而亦不背于规矩也。是道也，盖有定法而无定法，无定法而有定法。”⑤而要做到“以意运法”，则必须“先从法入，后从法出”①，首先深入学习熟练掌握艺术的法度、规矩，然后才能“出于规矩之外”，进入主动、灵活“运法”的自由王国。苏轼在《书吴道子画后》一文中写到：“出新意于法度之中，寄妙理于豪放之外”，明确指出艺术创作的“新意”不是来自法度之外，而是出于法度之中。艺术的法度，既对创作自由施以必要的约束，又为创作自由提供了一定的空间。所谓“无法”，决不是不要法度，而是要将法度完全内化为创作主体的自由。只有创造性地运用法度，才能“寄妙理于豪放之外”，创作出富有新意的艺术作品。上述观点虽然大多是就诗画创作而言，但是对于其他艺术创作过程也同样具有指导意义。
“有法”与“无法”的关系问题，在中国民族艺术设计的发展历程中同样是一个倍受关注的议题。例如，中国古典园林设计就主张“有法”与“无法”的统一。“造园有法，但亦无法，有法是规则，无法是创造。无法中有法，有法中无成法、死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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